2017年12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進行第二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大數據發展日新月異，我們應該審時度勢、精心謀劃、超前布局、力爭主動，深入了解大數據發展現狀和趨勢及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分析我國大數據發展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問題，推動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加快完善數字基礎設施，推進數據資源整合和開放共享，保障數據安全，加快建設數字中國，更好服務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

　　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催生數據爆炸性增長，數據資源的資產屬性凸顯，國外將數據比作“數字黑金”“數字原油”，現已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要素。縱觀各國大數據戰略的實施，無不借助網絡技術的更新迭代，深入推進海量數據被全面收集、整合、激活、分析與挖掘，*終實現數據共享與新的知識創造和價值創造。

　　這些過程將更加突出數據資產在統領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核心作用，更加強化了數據驅動的全民創新活力、政府治理體系變革和經濟發展模式創新，更加彰顯開放共享的數據思維和社會的多元協同發展。

　　準確把握國家大數據戰略概念

　　當前，全球新一代信息產業加速變革，大數據技術和應用快速創新突破，大數據市場需求急劇增長，我國正處于大數據研究和應用蓬勃發展的上升期，工業大數據標準化建設受到高度重視。貴陽“中國數谷”建設成效顯著，京津冀、河南、遼寧等區域大數據產業生態逐步完善，雄安新區規劃建設積極運用大數據戰略思維，并在多個大數據應用領域與企業探討合作。

　　經由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的助力，企業級、行業級、領域級的大數據開發應用為驅動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勁動力，其成果為國家層面大數據戰略的推進奠定了基礎，但同時也暴露了大數據生態自發成長不可回避的一系列現實問題。

　　一是內部發展不充分，如數據資源集成應用水平不高且難以滿足現實需求、數據資源開發利用的經濟驅動效應尚未完全發揮、數據價值挖掘程度有限、數據技術自主創新能力不強、數據安全以及用戶隱私保障處在低水平階段、抵御數據風險能力薄弱。二是內部發展不平衡，涉及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以及不同群體的大數據開發利用水平差異問題，政府部門間數據分割局面尚待突破，個別地區以及行業數據共享程度低下、數據資源開發不足乃至數字落差的存在以及由此衍生的網絡空間治理問題已經嚴重制約了我國整體數字化治理以及大數據開發利用綜合效益的提升。三是外部環境更為復雜，世界各國紛紛搶占大數據開發的戰略制高點，人工智能等大數據技術應用已經走向國家競爭的前沿，美國正在加緊實施《大數據研究和發展計劃》，著力提高從大量數字數據中訪問、組織、收集發現信息的工具和技術水平；歐盟也在力推《數據價值鏈戰略計劃》，以增加就業機會；日本積極謀劃利用大數據改造國家治理體系，對沖經濟下行風險；此前，聯合國推出的“全球脈動”項目，希望利用“大數據”預測某些地區的失業率或疾病暴發等現象，以提前指導援助項目。由此可見，大數據戰略正在推動全球政治由“權威治理”向“數據治理”轉變。

　　我國既要主動應對網絡社會數字治理國際秩序的缺失，也需要充分考慮國家數據安全與數字主權等問題。推動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就應該深刻了解其科學內涵。

　　推動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必須堅持以創新驅動發展為宗旨

　　我國既是世界上擁有網民數量*多的國家，也是重要的大數據資源集散地，構筑在網絡技術與數據開發利用基礎上的新技術、新產品、新服務以及新產業、新業態，為吸引企業、社會組織以及公眾的參與提供了巨大的數據空間和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發展平臺。堅持創新驅動發展的大數據戰略不僅能夠成功激發企業和全社會運用大數據的創新活力，為經濟社會發展釋放潛能和創造力，而且有助于借用民智，營造跨地域、跨領域、跨行業集成融合的大數據應用生態，進而實現大數據驅動全社會創新發展的良好局面，增強大數據集成創新能力與國家大數據競爭力。

　　推動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必須堅持政府數字治理體系變革與經濟社會發展方式整體改革相協調。

　　大數據是數字時代的新型戰略資源，其開發利用水平取決于大數據與政府公共管理、企業生產經營與社會自我培育的深度融合。換句話說，既要高度重視大數據技術與政府數據治理雙重遞進、疊加作用而帶來的國家治理體系與政府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充分運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手段擴大數據開放、優化政府流程、改進行政方式、提高決策科學化*化；也要統籌推進大數據戰略與經濟發展、社會治理的無縫對接。只有堅持政府、企業和社會大數據戰略的整體化推進和數據治理的國家統籌，才能形成完整的大數據開發利用合力。單獨強調某一方面，都會帶來數據治理的碎片化與數據綜合效用的衰減。

　　推動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必須堅持速度、結構與質量效益相統一

　　英美等發達國家緊緊抓住網絡信息技術革命的戰略機遇，紛紛將國家數據資源的統籌規劃與數據治理結構的適應性調整，作為實施大數據戰略的前提基礎。從中不難發現，推進大數據戰略必須立足國情，從我國信息化建設的實際出發，妥善協調處理大數據開發利用中的速度、結構與質量效益的內在矛盾。一方面，要強化頂層設計，進一步規范大數據應用內容、層級與作用邊界，促進區域、行業數據開放共享的協調發展，積極穩妥地引導傳統經濟向數字經濟、傳統社會向數字社會的結構轉型；另一方面，質量是深化大數據應用的生命線，垃圾數據、數據陷阱等質量問題已成為當前我國大數據開發利用的瓶頸。規范數據格式、建立數據標準、開展數據質量監管與質量評價是保障數據準確性、完整性、可用性的有效手段。

　　推動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必須堅持安全性與開放性的內在均衡

　　安全是大數據戰略實施的前提，沒有數據安全就沒有可持續的大數據開發利用。面對國家治理體系從物理空間向數字空間的開放延伸，各國都在增強對本國數據的控制力與他國數據的影響力，充分利用技術優勢和法律法規強化數據風險防范，保障本國數據主權。實施大數據戰略，必須客觀正視大數據跨界流動、跨境流程與開放關聯中所帶來的數據泄露、數據侵害等數據風險，進一步增強國家抵御數據風險的能力，實現數據開放與數據安全的平衡，建設安全中國。

　　引領數字化變革與創新

　　數字中國建設是推動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提升綜合國力的必然產物。從概念內涵出發，數字中國建設把握了大數據發展規律，立足于國家高度，以建設數據強國為目標，通過國家戰略引領和信息法律制度保障，整合數據資源，營造數據生態，探索覆蓋政府、企業和社會的數字化變革與創新。

　　信息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廣泛應用，使人類社會進入了物理空間、社會空間和信息空間交叉融通、映射關聯的三元世界。其中，物理空間承載著社會形成和演變的主要職能，建筑、交通、氣象等是社會規劃管理的核心領域，當前物理空間探索的主要內容為地理空間構建，即通過地理信息系統實現物理世界的數字化。社會空間則涵蓋了人以及包括國家、民族、機構在內的各種社會組織和復雜的社會關系，構成人類社會流動與循環體系的基本內核，承載具體的社會運行職責，伴隨著人際知識網絡、人際交互網絡的擴展，人類社會所產生的數據量級急劇增長，內涵不斷豐富。信息空間的基礎狀態是各領域自發生成的原始數據的序化組織和語義融合，即在現有信息化水平承載之下，涵蓋物理信息、社會信息、信息平臺及其交互融合的社會信息空間。

　　隨著信息與物理系統得到進一步融會貫通，網絡與人類社會無縫連結，形成更為復雜的人、機器、信息融于一體的系統，即信息-物理-社會融合系統，物理空間、社會空間、信息空間三元世界的聯通與融合成為大數據應用的重要特征與主要趨勢。

　　基于三元世界理論的數字中國建設，其核心思想是在大數據戰略背景下，系統解構模擬我國物理空間、社會空間、信息空間的數據畫像，在三者數據化認知之上，勾畫涵蓋從地理山川到民俗生態、從城市到農村、從國家意志到公民訴求的國家數字空間的巨幅圖景，以國家數字空間為載體，構建國家治理、運行、發展的新場域。

　　數字中國建設在本質上就是在全面推進國家大數據戰略的過程中，通過萬物互聯、人機交互和智慧計算實現三元世界的融合，構建自主可控、主動運行、智慧治理的國家數字空間，并以其為載體運行國家職能、促進國家發展，其目的是全面提升國家的治理水平和國家競爭力，其核心是大數據的獲取、序化和計算。

　　杭州市政府為城市構建的人工智能中樞城市數據大腦，采用人工智能技術對城市運行動態進行全局實時分析，調配公共資源，修正城市運行軌跡，通過數據實現自我調節和自我運行，充分體現了物理空間、社會空間、信息空間在人工智能技術的支持下集成于數字城市空間，進而助力城市治理。武漢大學時空大數據聯合實驗室所開展的城市數據畫像工程，以城市時空大數據為基礎搭建城市空間框架結構，融合事件數據鏈條形成城市空間脈絡，以城市治理體系為依托劃分城市空間主體功能區間并定義數據脈絡流向，甄別城市大數據在不同功能區間運行的作用，進而服務城市規劃與治理。兩者從不同的角度探索了以城市為對象的數字空間構建路徑和應用，也為數字中國的宏觀整體建設提供了有價值的示范和借鑒。

　　大數據價值鏈在社會經濟各個領域已經凸顯出其戰略意義。當前階段的數字中國建設核心范疇是經濟領域和民生領域，同時也是承載大數據戰略價值的主體。

　　在經濟領域，主要產業的上下游關系在大數據應用中得到深化和拓展，技術、知識、管理領域的分工合作得到重組和優化，數據流程和業務流程從融合到剝離，數據資源價值不斷提升，已直接服務于工業生產、社會生活的主要方面。統計數據表明，在對受益主體的影響力中，數據時代受益主體更多元，小微數字經濟體迸發出新的活力，僅阿里平臺零售平臺賣家1000萬人，產生就業機會3300萬個。在數據引擎的驅動下，電子商務、網絡約車、O2O生活、互聯網金融等數字經濟形態的出現，充分體現了新的價值鏈組配方式和數字經濟小微主體的新組合形式，數據價值鏈延伸到個人和小微用戶，價值鏈網組配更加靈活自由。

　　在民生保障方面，從大數據戰略出發建設數字中國，其隱含的社會價值在于能夠在建設之初便將全民普惠作為目標。大數據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可具體描述為連接、傳播、賦能、聚合、協同，公益平臺、*扶貧、眾創眾籌等平臺在數據集成應用的基礎之上，對保障和促進改善民生已經開始起到積極的作用，政府主導的民生服務平臺和社會公益平臺一起，描繪了數字中國人人可享的未來。一些中小城市也在推進國家大數據戰略的背景下，積極建設集成式政務服務平臺，如廣東江門市建設邑門式網上預約與導航服務系統，湖北宜昌市推動建立“城市大數據運營中心”，為政府、企業、市民提供智能化大數據服務，“讓群眾少跑腿、讓數據多跑路”，用數據服務民生、保障民生。

　　建設互聯共治的數字空間

　　推動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的新征程中，應繼續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建設安全、和諧、穩定的數字中國。通過立足數字中國服務于國家現代化治理體系建設、服務于建設網絡強國的戰略部署、服務于經濟發展與國計民生，在國際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構建過程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與世界各國一道，奠定互聯互通、共享共治的人類數字空間格局。

　　強化大數據資源觀，健全大數據法規制度。大數據資源的應用是技術與管理的緊密結合，面向國家治理體系的大數據戰略需要著力凸顯數據的資源屬性和資產屬性。不僅要在宏觀上將大數據視為國家公共資產和戰略資源，而且還應將數據資源建設理念貫穿于數據開發利用全過程，更加強調大數據資源培育和價值實現能力。同時需要從法規體系上健全數據資源確權、開放、流通、交易相關制度，完善數據產權保護制度。

　　營造大數據生態體系，維護數字空間秩序。大數據資源具有海量異構、類型多、存取速度快、潛在應用價值高等特點，數據生態自身生長天然地存在著脆弱性、無序性與不均衡性的問題。由于數據擁有量與應用能力是決定數字化競爭的關鍵要素，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社會數據資源向公共數據壟斷部門、企業數據寡頭集中以及數字鴻溝加劇等現象，需要從數據戰略、組織模式、內容架構等方面進行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構建開放、公正、平等、有序的大數據生態體系，強化國家在數字虛擬世界治理中的主導作用。

　　國家主導大數據生態體系的主要功能表現在：一是明晰權責，將大數據資源納入國家資源統籌管理，明確數據生態的管理體系、應用層級、權力配置、責任意識，使各類社會主體能夠在大數據生態系統的參與建設中各得其所；二是基礎鋪陳，搭建天地一體的數字基礎設施，引導產學研攻克關鍵技術，避免數據資源開發的低效重復，在高質量數據獲取共享與開發利用中整體化解決數據管理與開放問題；三是疏導監督，引導數據流向，規范數據存量，優化數據結構，激活數據跨層級流動，通過監督治理構建清朗的網絡數字空間。在治理網絡造謠方面，《刑法修正案（九）》中增加了相關內容，同時*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也發布了司法解釋，利用互聯網進行誹謗等行為被納入依法治理的范圍。針對現狀的規范體系在不斷完善，但正面引導生態體系的構建顯然更具價值。

　　揭示大數據脈動規律，助力科學*決策。跨來源、跨模態、跨時空的大數據資源有其特定的生成和演繹規律，動態演變是大數據區別于傳統信息資源的重要屬性。研究、捕捉、呈現大數據的脈動規律，是有效應用大數據資源的必要路徑。實現政府決策科學化、社會治理*化，需在大數據脈動規律認知揭示基礎之上，輔以趨勢預測和*識別，用動態演變的數據支撐復雜但力求*的科學決策和社會治理中。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活動中，挖掘隱藏于大數據資源背后的群眾訴求，*識別關聯群體，決策于問題產生之前，能夠將大數據的社會服務功效*化。

　　孵化智慧數據，實現智慧治理和全民普惠。數據科學中關于“數據—信息—知識—智能”鏈條的闡釋，體現了數據資源在增值過程中的嬗變，信息管理和計算機領域著重關注如何以一種可擴展和高效率的方式對數據進行儲存、交換和計算，然而只有對數據的智慧也給予同等程度的重視，大數據才能轉化為真正有用的知識和可被采納的信息。值得重視的是，大數據情景下數據資源本身通過機器學習、人工智能技術能夠擁有智慧屬性，智慧數據業已成為社會及企業提升大數據管理和分析水平的有效途徑。

　　建設數字中國，是國家大數據戰略的目標和落地之舉，將大數據戰略落實于數字空間構建、落實于治理體系延伸、落實于經濟體系與民生保障體系建設，在數據資源整合與數據生態構建基礎之上，孵化智慧數據、構建價值鏈網，實現智慧治理、發展數字經濟，通過消解數據壁壘、普及數據應用，將宏觀決策*對接國計民生，讓數字中國建設成效惠及全民。數字中國民生保障體系是通過大數據資源應用，讓惠民服務直達指尖，用數據凝聚社會向心力。

　　建設數字中國離不開安全中國。國家安全是國家發展的任何階段不容忽視的頂層戰略問題，總體國家安全觀要求我們既重視傳統安全，又重視非傳統安全；既重視發展問題，又重視安全問題；既重視自身安全，又重視共同安全。

　　安全中國的*個層面指的是國家數據安全。國家數據安全包括國家數據生態安全、國家數據資源建設及應用保障、國家關鍵數據資源保護以及數據產權保護。國家數據生態安全是從基礎層保護數據基礎設施安全，從資源層保護數據資源不被非法篡改和入侵，從宏觀應用層保障數據生態體系治理層級暢通、網狀結構牢靠合理、資源價值鏈網高效、接入路徑安全可控。在更深層面上說，安全中國還意味著國家數字空間安全。構建數字空間治理體系已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數字空間是現實社會的延伸，從技術保障、行為保障、利益保障、法律保障的角度維護國家數字空間良好運行，要構建數字空間安全預警方案，對重要事態和安全漏洞及時預警，是國家數字空間建設的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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