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在該法的規范和指導下,30年來,我國農村基層民主政治蓬勃發展,取得了一系列舉世矚目的成就,特別是近年來我國農村村民自治與基層治理領域呈現出一系列發展新趨勢、新動向,地方改革實踐與創新經驗不斷涌現。
日前,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暨政治科學高等研究院在武漢市舉辦一場“紀念《村委會組織法(試行)》頒布30周年暨深化村民自治研討會”。會上,來自全國的專家教授們展開熱烈研討,回望村民自治的歷史溯源,探討村民自治的實踐突破、創新探索,共話村民自治的發展與未來。專家們認為,該法是一個保障農民權益的重要法律,應當堅持。
村民自治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之一,已“三十而立”。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名譽院長徐勇表示,村民自治有深厚的歷史根基和群眾基礎,是一場偉大實踐。從理論上看,即便是在未來,國家權力越來越多深入到農村,但是不可能也不必要包攬所有社會事務,所以自治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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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治推動了基層民主法治進程
作為《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立法見證者,民政部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司原司長白益華談道,回顧該法頒布和我國村民委員會建設30年,是將村民委員會建設納入到法制化、制度化軌道,把我國的村民自治推向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重要的是造就和培養了一代又一代懂民主、懂法治、依法管理、依法治村的新型農民。要不忘初心,堅決按照黨的十九大精神,堅定不移地堅持和推進村民自治制度不動搖,全面實現依法管理、民主治村。
合寨村地處廣西宜州、柳江、忻城三縣(區)交界處,1980年上半年,合寨群眾發明的“村民委員會”正式冠名。2010年,民政部下文確認合寨村為中國*個村民委員會。合寨村村委會的發起人之一原村委會主任韋煥能說,在深化“村民自治”進程中,合寨村始終堅持“三個群眾說了算”原則,即機構組成由群眾說了算、重大事項由群眾說了算、工作成效由群眾說了算。通過堅持“三個群眾說了算”程序,合寨村村民代表大會和村務監督委員會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發揮,民主化管理也得到了明顯的體現。
中共北京市委黨校教授袁達毅歸納了村民自治取得的偉大成就,主要有六個方面,一是推動了農村基層民主發展,夯實了我國民主政治的基礎;二是增強了農村基層組織的合法性;三是提高了農村基層治理的效率,解決了很多村莊治理的難題;四是推動了農村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穩步發展;五是促進農村社會和諧穩定,改善了農村基層的政治生態;六是加強和改善了黨的領導,鞏固了黨的領導地位和執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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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治的探索創新典型不斷涌現
秭歸縣地處湖北西部,是一個集山區、老區、庫區、壩區于一體的農業大縣,山大人稀,村干部人少事多。近年來,秭歸構建起了黨組織領導下的村民自治新形式,即通過幸福村落的建設縮小村民自治治理范圍。秭歸縣委組織部長、統戰部長趙萬華介紹了秭歸縣自治重心下移,以小村落自治推動整個行政村發展的自治經驗。他認為,能人帶動是激發自治的重要條件,群眾參與是自治落地的關鍵所在,而制度保障是自治發展的長久機制。
四川省都江堰市則是按照地域相近、規模適度、群眾自愿、利益相關、便于自治的原則重構村民自治基本單元,用微治理打通群眾自治*后一公里。都江堰市委城鄉社區發展治理委員會常務副主任許海修講述了當地探索出的一條黨建引領、院落自治的治理路徑,有效彌補城鄉治理缺失的*基礎環節,初步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結合的基層治理格局。都江堰市通過充分發揮黨組織在村民自治中的領導核心作用、在夯實社區自治基礎上將重心下移到重構的院落小區單元、構建依法自治的制度基礎來實現有效的村民自治。
清遠是廣東省*的地級市,農村人口占70%,多數是處在山區。近年來,清遠市以完善村民小組自然村基層組織、強化自治能力為突破重點,推動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村民自治、農村公共服務三個重心下移。廣東省清遠市委農辦的陳健先介紹,清遠市將支部建在村組,以村民小組或自然村為單位,全面成立村民理事會,在村民小組建立健全經濟合作社,在行政村一級全面建立社會綜合服務站,村民自治能力明顯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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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治的發展前景無限廣闊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將推動村民自治進入新階段,必將為村民自治注入新的強大活力,展示村民自治美好的發展前景。四川省委黨校教授王建華從村民自治所面臨的重大轉機引入,探討了農村基層黨組織在村民自治中的創新。他還從法學角度建議,《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已經實施了20年,加上試行的10年,可能面臨著進一步修改完善,比如,法律責任這一章,可進一步加大司法審查力度和追責力度,參照行政訴訟法,降低提起訴訟的門檻。
村民自治是我國生產資料公有制、集體所有制土壤中綻放的一朵永不衰敗的政治之花。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朱有志認為,新時代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治理體系是對《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治理思想的繼承與發展,要“不忘初心、堅定不移、繼承發展”。
中國農村村民自治具有下移、回歸和擴展三個特點,說明村民自治正以新的方式、新的內容、新的載體在發展,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中國的村民自治還剛剛開始,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院長鄧大才認為,傳統村民自治在某些方面被改良有其合理性,主要是因為村民自治單元的選擇不當,沒有與群眾需求緊密結合起來。如今,新農村建設、農村產權改革、*扶貧等政策的加入都拓展村民自治的內容。因此,自治的實踐、政策和研究都應轉型,以新的標準解釋自治,以新的實踐來開展自治,以新的框架來研究自治,村民自治永遠在路上,村民自治研究永遠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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