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不久前發布的《2017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7年，我國農民工總量繼續增加，農民工月均收入保持平穩增長，居住和生活設施進一步改善，隨遷兒童教育得到較好保障。不過，只有38%的農民工認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不少農民工對城市生活的適應難度大，多數進城農民工對所在城市的歸屬感有待提高。

　　有關專家在接受經濟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要讓進城務工的農民工找到歸屬感，必須加快破除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完善城市基本公共服務，倡導更加開放包容的城市文化，提升農民工自身發展能力，讓農民工真正進得來、住得下、留得住。

　　農民工總量繼續增加

　　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成為農民工主體，新生代農民工文化程度顯著提升，思想更為活躍，進城務工的意愿更強烈。

　　2017年，我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8652萬人，比上年增加481萬人，增速比上年加快0.2個百分點。這也是農民工總量增速連續兩年加快。

　　“2012年至2015年，我國農民工總量仍在增長，但增速持續放緩。而在2016年和2017年，在基數擴大的背景下農民工總量增速加快，這與宏觀經濟的走勢是吻合的。”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副主任潘建成分析，2016年，中國經濟結束了連續多個季度增速放緩的勢頭，4個季度的GDP增速分別為6.7%、6.7%、6.7%和6.8%，2017年的增速為6.9%，經濟運行穩中向好，為穩定就業創造了有利條件，是農民工總量增速加快的重要基礎。

　　潘建成還指出，近年來，我國城鎮化進程不斷推進，加快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服務業吸納就業的能力強于*產業和第二產業，隨著服務業在GDP中的比重持續上升，為農村轉移剩余勞動力創造了更多就業崗位。

　　報告顯示，2017年，從事第二產業的農民工比重為51.5%，比上年下降1.4個百分點；從事第三產業的農民工比重為48%，比上年提高1.3個百分點。

　　“我國正處于城鎮化和工業加速發展的階段，越來越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脫離*產業，進入第二、第三產業，這符合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也是必然趨勢。”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認為，當前，我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每年的經濟增量規模巨大，加之又處在城鎮化和工業加速發展階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蓬勃興起，每年都會創造大量的就業崗位，各行各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將持續增加。從農民工自身看，許多新生代農民工文化程度比老一代農民工顯著提升，他們的思想更為活躍，進城務工意愿更強烈，這也是進城農民工總量持續增加擴張的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農民工中，受農村人口結構變化、各年齡段特別是50歲以上農村勞動力非農勞動參與程度提高、農民工就地就近轉移增加的影響，農民工平均年齡不斷提高，5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提高較快。2017年農民工平均年齡為39.7歲，比上年提高0.7歲。與此同時，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成為農民工主體，占全國農民工總量的50.5%；老一代農民工占全國農民工總量的49.5%。

　　體制有待改進完善

　　專家認為，農民工難以融入城市生活，癥結在于城鄉二元戶籍制度，以及由此帶來的基本公共服務不均衡。

　　調查報告顯示，盡管農民工的就業狀況、居住狀況和隨遷兒童教育情況有所改善，但農民工的社會融合情況仍然值得關注。2017年，進城農民工中，38%認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這一調查結果也從側面說明多數進城農民工對所在城市的歸屬感不強。

　　多位專家表示，農民工對城市的歸屬感不強，難以融入城市生活，其癥結在于城鄉二元戶籍制度，以及由此帶來的基本公共服務不均衡。

　　潘建成告訴記者，在現行的戶籍制度下，進城農民工并不一定能夠成為務工所在城市的戶籍人口，而戶籍制度又與基本公共服務相掛鉤，農民工無法落戶，也就很難享受相應的基本公共服務。2017年，對于義務教育階段的隨遷兒童，55.8%的農民工家長反映在城市上學面臨一些問題，這正是戶籍制度帶來的不利影響。

　　徐洪才也指出，許多農民工在城市里有“漂著”的感覺，關鍵在于其很難落地生根，而癥結正是戶籍制度。戶籍制度綁定了社會保障體系，農民工無法享受同等的社會基本公共服務。農民工的本質還是農民，在城市里容易受到“另眼相看”。而且，許多農民工從事的都是相對簡單的重復勞動，收入水平相對比較低，很難有能力在城市買房落戶，由此派生出來的基本公共服務問題也更為突出。

　　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規劃院副總規劃師胡天新認為，農民工對城市的歸屬感不強，一方面由于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生活適應性不強，面臨勞動技能低、就業不穩定、收入低、缺乏社會關系、生活不習慣等問題。另一方面城市對農民工包容度不夠，體制上難以保證進城農民工公平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務，特別是在社會保險、子女入學等方面依然面臨不少障礙。為了解決上述問題，許多農民工只能將家庭繼續安在農村，城市只是其謀生地，加重了農民工對城市的疏離感。

　　此外，潘建成還指出，近年來，我國城市房價上漲過快，使進城農民工購房越來越難。而且，農民工群體的工作時間往往較長，工作強度一般較大，參加社會交往活動的機會相對有限。此外，語言、飲食等方面的文化也存在一定差異，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農民工對所在城市的歸屬感。

　　多措并舉融入城市生活

　　只有農民工更加積極主動地融入城市生活，城市才能更加有序、整潔、文明，許多社會治理問題將迎刃而解。

　　調查報告指出，城市規模越大，農民工對所在城市的歸屬感越弱，對城市生活的適應難度越大。

　　“只有農民工更加積極主動地融入城市生活，把城市當做自己的家，城市才能更加有序、整潔、文明，城市生活中的許多社會治理問題也將迎刃而解。”潘建成說。

　　潘建成建議，要讓進城農民工更好地適應城市生活，一是要完善戶籍制度，適時適度有效地放開城市戶籍，從產業城鎮化轉向人的城鎮化，使農民工在打工地被吸納為“本地人”，打破農民工與市民之間的“制度鴻溝”。同時，加快建立推動房地產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使房價趨于穩定，推動租售同權的改革，提高農民工在城市擁有住房的可能性。

　　潘建成還指出，當前應積極宣傳和鼓勵城市建設包容文化。實踐證明，一個城市的文化越包容，對外來人口接納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激發城市發展活力。因此，要加大打造包容文化的力度，政府部門要對外來務工人員給予更多關懷；用人單位要完善用工制度，盡可能避免對農民工的超長時間用工，使農民工有更多空閑時間去學習，拓展自己的社交圈，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廣大市民也要有包容的心，不能簡單地以本地人和外地人、城里人和鄉下人來劃分群體，對農民工群體給予更多理解和支持；廣大農民工應積極主動適應高質量發展需要，加強自身學習，積極打破小圈子，努力擴大社會活動范圍。

　　徐洪才建議，除加快打破戶籍制度枷鎖外，還要加快推動城鄉一體化，構建廣泛覆蓋的社會保障體系，努力實現13億多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要加快推動教育公平，推動高中或職業教育普及化，幫助提高農民工素質；要貫徹高質量發展要求，突出以人民為中心，加強農民工合法權益保護，幫助農民工提升發展能力。

　　胡天新建議，要進一步降低城市特別是中小城市的落戶門檻，保證農民工享有基本的市民權利；要為農民工建立基本的生活保障機制，建立*工資標準、廉租房、社會保險等機制；加強面向農民工的勞動就業培訓和知識培訓，建立就業信息服務平臺；發揮社會組織作用，鼓勵成立農民工互助組織和為農民工服務的志愿者組織；在公共領域，增加農民工社會參與機會，提升農民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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