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認為：我國生物防控亟須產業化。

　　“公園里侵害樹木的害蟲可分蛀莖類、食葉類、刺吸類三類，我們對癥下藥，分別有專門的天敵來對付；但以蟲治蟲并不能*讓害蟲絕跡，因為讓一個物種哪怕是害蟲滅絕同樣會帶來災難；雖然我國是世界上以蟲治蟲防控技術的‘鼻祖’，但產業化始終是邁不過去的大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國家天敵昆蟲科技創新聯盟理事長鄭禮研究員表示。

　　“今年北京市屬公園預計將投放近6.5億只天敵昆蟲，用來防治害蟲，數量創歷年之*。頤和園、天壇、中山、景山等古樹名木眾多的公園投放量相對較大。”6月12日，這則“以蟲治蟲”的新聞吸引了鄭禮的注意。

　　在“以蟲治蟲”綠色防控的科研江湖里沉浸了幾十年，他太了解這則新聞的意義了，“當越來越多的化學農藥‘鍛煉’出害蟲的耐藥性，導致藥殘超標的時候，以蟲治蟲便凸顯其獨特優勢。比如說赤眼蜂可以在害蟲蟲卵上寄生并繁殖，可建立并擴大種群，始終保持著對害蟲的源頭壓制。”

　　有什么樣的害蟲，就有什么樣的天敵。

　　鄭禮說，公園里侵蝕樹木的害蟲大致可分為三類：

　　“*種是蛀莖類害蟲，比如北京市此次投放的花絨寄甲、腫腿蜂，就是要對付一種蛀莖類害蟲——天牛；第二類是食葉類，比如美國白蛾有超級能生（一只越冬雌蛾一年*多繁殖2億只后代）、超級能吃（3—4天內可將一棵樹葉子吃光）、超級能逃、組團作案等特點；第三類是刺吸類害蟲，汲取植物汁液，掠奪其營養，比如蚜蟲，粉虱等。”

　　當天敵昆蟲越來越多，害蟲不夠時，這些天敵會不會成為另一種害蟲？

　　“這是不可能的。”鄭禮表示，天敵的取食具有專一性，當害蟲多時，它們因食物豐盛就加快繁殖；消滅樹上的害蟲后，它們也就因缺乏食物而死掉，“某種程度上，天敵與害蟲保持著動態上的平衡。”

　　鄭禮表示，作為世界上以蟲治蟲防控技術的“鼻祖”，我國早在公元300年左右就有以蟲治蟲的記錄，“當時南方人利用生性兇猛的黃猄蟻捕食各種害蟲。”即使在當下，我國在生物防治技術領域的科研水平也保持著與世界先進水平同步。

　　農藥效果短平快，以蟲治蟲并不吃香。

　　常群集在葉芽、嫩芽上“為非作歹”，常造成落葉和枝梢枯萎，乃至造成整枝、整株死去的吹綿蚧是一大害蟲。我國科學家從澳大利亞引入澳洲瓢蟲，取食吹綿蚧雌成蟲，從而成為以蟲治蟲的樣本。

　　在鄭禮看來，無論從國外引入，還是從不同的區域遷入，天敵昆蟲的繁育技術并不簡單。“經過大量調查、篩選、鑒定后，我們必須選擇自然界中優勢的天敵資源，同時，馴化它們，使其更好地適應環境。”他舉例，有些天敵可能是從高溫、高濕的南方進入北方低溫、干燥的環境，如何通過改良，讓天敵們迅速地適應，考驗著科研者。

　　北京市屬公園試水以蟲治蟲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在目前國內這種嘗試還是太少。這一點，鄭禮、山東省科學院生物農藥專家楊合同、山東省農藥科學院院長李德軍，得到的答案類似：相對于效果短平快的化學農藥，“以蟲治蟲”的防控技術在國內并不吃香。

　　“現在國內有正在備案的化學農藥廠3000多家，天敵昆蟲研制企業不超過20家；更直觀的對比是后20家的年產值也就是1000萬元左右。”鄭禮提供的這組數據顯示，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盡管我國生物防控技術在科研上不落下風，但在產業化道路上已經落下了。

　　面向基層推廣，鄭禮發現，根深蒂固的種植管理習慣和對生物防治原理的不了解，讓老百姓很難相信生物防治效果，更不敢輕易嘗試。

　　三年前，農業部下發《到2020年農藥使用量零增長行動方案》，這對生物防控行業來說無疑是好消息，但鄭禮認為，農藥市場固化的利益鏈條，讓當地政府、企業難有動力向生物防控轉型。“北京已經做出了努力，如何用政策、資金支持生物防控仍考驗著地方政府和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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