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的生產方式及產業結構、農民的生活方式及消費結構都發生了顯著變化。與此相對應，農村地區的生產型垃圾和生活型垃圾變化具有三個顯著特征：一是農村垃圾數量持續增長。農村垃圾的污染范圍不斷擴大及危害程度日趨嚴重，逼近甚至突破農村地區的生態環境承載力極限，并成為生態宜居鄉村建設的*障礙；二是農村垃圾類型趨于多樣化。其中建筑廢料等固體垃圾、降解難度大的無機物和合成物、極易擴散和漂移的化學物比例上升，現行的混合式農村垃圾收集、處理模式效率下降、安全風險上升，而因地制宜分類治理農村垃圾成為基本趨勢；三是農村垃圾結構趨于復雜化。導致垃圾回收利用的成本上升和垃圾無害化處理的技術及裝備要求提高，必須推進農村垃圾治理的技術解決方案和管理方案創新。

　　不過，農村治理的現實情境是，無論是發達的東部地區還是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我國農村管理體制改革都太滯后，其主要表現是農村治理結構設計的主要目標和基本著力點依然是促進農村地區經濟發展和維護農村社會穩定，而事關農村居民身心健康、事關國家農業及食品安全、事關城鄉融合和繁榮發展的垃圾治理和環境安全管理，未受到足夠重視。從農村垃圾處置方式及過程看，相關公共基礎設施供給存在數量不足、技術裝備水平低和功能不配套等嚴重缺陷，導致垃圾集散及運輸過程污染嚴重、垃圾收集點和轉運場缺乏密封和清潔環境、垃圾填埋場潛在風險大等問題，至于農村垃圾的資源化開發利用和無害化治理尚無從談起。從管理體制及治理結構方面看，對農村垃圾治理的重視程度普遍不夠，具體表現為缺少城鄉及區域統籌的垃圾治理理念，缺少管理體制改革與治理機制創新的內生動力，缺少有效協調利益相關者責權利關系的法制體系、德治體系和社會共治體系，以及缺少足以支撐農村垃圾資源化開發和無害化處理的技術解決方案。

　　可見，現階段我國農村環境治理面臨的亟待破解的關鍵難題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治理理念亟待轉變。與城市區域相比，我國農村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滯后，屬于發展不充分和不平衡的重點領域，長期以來，對垃圾污染危害的嚴重性缺乏認識，對環境質量安全的重要性缺乏重視，農村居民的垃圾治理理念、環境保護觀念淡薄，難以形成內生化的綠色生產理念與方式、綠色生活理念與方式、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與方式，導致農村垃圾治理的道德約束機制失靈。二是城鄉垃圾治理體制隱性分割的格局亟待改革。中國農村問題的管理中心和決策中心在城鎮、在上級黨委和政府，而農民及其利益相關者的權益關系過度分散，在農村垃圾治理方面難以形成城鄉統籌的公共政策和治理方案。結果是農村地區的籌資能力不足、城鎮地區的傾斜支持不足，農村垃圾治理的公共政策供給和支持偏弱、經費投入薄弱。因此，需要健全地方政府為領導的、農村社區為載體的、農民等利益相關者深度參與的農村垃圾治理機制。三是垃圾治理環境亟待優化。農村地區的人口密度低，居民點布局分散，產業聚集度不高，物流及道路設施等級低，鄉村距離縣城及城市較遠，農村垃圾治理過程具有面寬、線長、分散特征，農村垃圾集散成本高，導致激勵市場主體參與農村垃圾治理的市場機制失靈。因此，經濟較發達、城鎮及人口密度較高、市場機制較完善的農村地區，應該重視探索農村垃圾治理多樣化投資建設、運營管理、評價規制模式。四是農村垃圾治理技術解決方案落后的狀態亟待創新。農村垃圾治理涉及山水林田路湖草安全，是國家實現綠色發展和確保國家生態安全、環境安全的基礎系統，但高效、可持續的農村垃圾治理體系必須以科學的治理規劃為引領，必須以有效的技術體系為后盾，必須以清潔、高效、安全、低成本技術裝備體系為支撐，必須以較高素質的人力資源乃至人力資本體系為保障。因此，必須按照農村垃圾資源化開發、利用和無害化處理、管控理念，圍繞垃圾集散、分揀分級分類、物流及物聯、無害化處置、資源化利用等關鍵產業鏈、價值鏈環節，推進關鍵技術及裝備創新和應用。五是治理層級結構亟待完善。以明晰和規范利益相關者的責權利關系和行為機制為抓手，以做實農村居民戶分類投放和降低基礎性治理成本為關鍵，以夯實垃圾集散中心的二次分類管理和分揀質量監管功能為重點，以縣城為實現農村垃圾資源化利用和無害化控制的*樞紐，構建高效率、低成本的垃圾治理橫向協作體系和安全、可靠的垃圾治理縱向管控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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