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由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杭州國際城市學研究中心、《中國農村經濟》雜志社主辦的“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農民工的貢獻與發展學術研討會”在杭州國際城市學研究中心倉前大樓舉行。

　　來自浙江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武漢大學、上海大學、上海市房地產科學研究院的專家學者匯聚一堂，就改革開放四十年來，農民工的貢獻與發展主題展開探討。

　　建立城鄉統籌的扶貧戰略

　　要特別關注解決農民工貧困問題

　　“中國農村扶貧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中沒有賦予農民工專門的應有地位，農民工面臨著社會保障制度的排斥。” 國際食物政策研究所中國項目負責人、*研究員陳志鋼在主旨發言中表示。

　　在陳志鋼看來，城鎮有著較為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但農民工貧困在體制和政策層面基本空白，比如難以享受城鎮扶貧待遇，難以被列入農村扶貧對象，隨遷子女教育難以進入城鎮正規教育體系內。

　　當前，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和*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的社會保障體系已基本建立，預計到2020年實現應保盡保、制度全覆蓋，但在缺乏全國城鄉統籌的扶貧政策的背景下，解決農民工貧困問題仍存在障礙。所以，建立城鄉統籌的扶貧戰略, 需特別關注解決農民工貧困問題。

　　基于此，陳志鋼建議建立城鄉統一的貧困測量、識別、瞄準和干預體系；確立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減貧戰略方向，統籌城鄉社會保障體系；改善貧困農村教育、營養狀況，阻斷貧困代際傳遞；改革扶貧財政體系和創新金融機制。

　　現有城市化水平可能被低估

　　對城鄉區劃制度作出適當改革

　　“我國現有城市化水平可能被低估。按照國際上替代城市概念的‘人口稠密區’概念，我國不僅絕大部分建制鎮是屬于城市范疇，就是一些村莊也屬于城市范疇。”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院黨國英認為，現實中我國農村大量的所謂農民，是不真正下地的“地畔農民”。

　　我國自耕承包地以及租地經營的人口，現在應該在4億左右，而實際的城市化率估計已經達到65%以上。這意味著，今后每年需要進城的實際人口應該顯著小于1500萬人，待“城市化”的人口也不是3億，而不到2.3億。

　　黨國英表示，如果我國對城鄉區劃制度作出適當改革，降低城市門檻，城市人口總量就會顯著增加。通過改革，一批村莊，特別是建制鎮所在地的居民點，應該被劃為“縣轄市”。將“市管縣”制度撤銷，再將農業比重較大的縣做大幅度的合并，例如陜西秦嶺以南的25個縣區，可以合并至7、8個，全國合并到800個以下，就可以全面推行“省直管縣”，并在每個縣里發展幾個“縣轄市”。全國各類城市發展到3500個左右，這樣也不需要將每一個建制鎮當做“城市”，就是踏踏實實的農村鎮，全國這種鎮可以有3-5萬座。

　　經濟轉型震蕩期給農民工帶來空前挑戰

　　農民工的轉型與發展的三個方向

　　“東部轉型升級不僅‘騰籠換鳥’與‘機器換人’，而且要‘電商換市’，可那個‘鳥’如何辦？這對農民工意味著是失業。”在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黃祖輝看來，經濟轉型震蕩期，對農民工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隨著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國內結構性矛盾凸顯，不平衡戰略的高速發展已不可持續，農民工乃至廣大農民的收入與就業正面臨空前挑戰。

　　一線城市改造中的拆遷與整治，發展新產業、新經濟，形成倒逼機制，城市如何善待農民工？鄉村振興究竟應該助推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還是讓農民回流鄉村？

　　要讓中國“農民工”這個稱呼永遠退出歷史舞臺！要讓中國“農民”這個名詞不再隱晦難懂！農民工也面臨著轉型與發展。

　　對此，黃祖輝認為未來農民工走向應當是：

　　市民化農民工：堅定破解農民工市民化制度障礙，實現農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與城鄉社保一體化的相互協同；拓寬農民工市民化途徑，實現農民工就地與異地市民化協同；完善城市治理水平。

　　創業型農民工：拓展農民工就業空間與就業業態；鼓勵自主創業與合作創業；實現農民工進城就業與返鄉創業協同；把握勞動力替代與勞動力就業的關系。

　　高素質農民工：加快多種類型職業教育發展，提高轉型期農民工就業適應性和就業能力；提高教育公共資源的城鄉均衡配置和優質教育資源的共享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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