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壯闊歷程中，圍繞農村所進行的一系列經濟金融體制改革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作為農村金融改革的重要標志性節點，始于2003年的農信社改革，讓之前普遍積貧積弱、資不抵債、技術上已處于破產狀況的數萬家農信社起死回生，并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15年來，通過明晰產權、完善法人治理、推進與市場全面接軌、優化管理體制改革，農信系統被激發出內在活力，不僅甩掉了歷史包袱和虧損帽子，而且資產規模、質量效益都有了顯著提升。截至2018年5月末，全國農商行、農合行、農信社和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總資產已經達到333914億元，占全部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比例為13.4%，成為名副其實的農村金融主力軍。

　　“全國農信社改革是在江蘇試點基礎上推開的，這還要從2000年朱镕基總理來江蘇調研說起。”江蘇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副主任韓后軍對我們說。實踐表明，自2001年試點啟動、省聯社正式成立至今，江蘇農信系統作為改革試驗田，取得的成績令人鼓舞，成為全國農信社改革的樣本和農村金融改革的縮影。

　　日前，我們在江蘇走訪多位親歷改革的老農信人，從他們的口述中，清晰地還原了15年前那場改變無數農信人工作和生活軌跡的改革。

　　形勢嚴峻

　　“2000年，我從人民銀行調到宿遷信用聯社做副主任。幾個數據可以說明當時信用社的艱難狀況：累計虧損8000多萬元，不良率80%……有幾次，因為沒錢，信用社差點開不了門。為了保證儲戶提款，我們只能臨時向兄弟行周轉了幾十萬元。”江蘇省聯社行政部總經理張虎對我們說起當時的情形，一切仿佛歷歷在目。

　　“我記得，當時在信用社，大家辛辛苦苦干一年，全部利潤不過1000萬元，別說消化歷史上形成的不良，連當年支出都覆蓋不了。說實話，那時大家看不到前途，誰都不愿到信用社工作。”張虎說。

　　從1983年起就在信用社工作，現任句容農商行董事長的朱安順也有相同的感觸：“1996年之前，信用社歸農行管，‘當家做不了主’；農社分家以后，日子更難過了，信用社員工總感覺低人一等，不少人干脆辭職離開。”

　　改革前，散布于廣大縣域、鄉鎮的農村中小金融機構，都被稱為信用社，一個網點就是一個法人。當年，僅江蘇就有1700多家獨立法人單位。許多機構經營管理不善，存在嚴重的違規經營、地方干預等現象，導致大面積的風險和損失。“那個時候，可以說是狼煙四起、烽火不斷，形勢相當嚴峻。”張虎說。

　　在此背景下，2000年，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镕基專門到江蘇調研，并先后在淮安、南京召開了兩個座談會，*后決定在江蘇啟動農村信用社改革試點。2001年9月，經國務院同意，江蘇成立全國*省級聯社，一場規模宏大的信用社改革率先在江蘇拉開了帷幕。

　　從有關資料了解到，當時改革的核心內容有三個方面：一是改革農信社管理體制，將農信社的管理責任由中央交給省政府，即信用社出現的風險由省政府“兜底”；二是以縣為單位，將各個農信社統一為一個法人——縣信用聯社，同時選擇個別基礎比較好的縣，試點成立農村合作銀行、農村商業銀行；三是在這些縣域法人機構之上，再出資成立省聯社，代表省政府行使管理、服務基層信用社等職責。

　　“改革讓沉疴難起的信用社重新煥發出活力，僅僅1年的時間，全省信用社就實現了總體盈利，2001年末，比上年同期增盈減虧3.9億元，虧損信用社降至8家，虧損面下降了21個百分點。”韓后軍對我們說。

　　改革樣本

　　對于張虎、朱安順這樣經歷過信用社“*困難時期”的老農信人來說，*難忘的應該是得知央行安排專項資金助力信用社改革的那一刻。正是有了“政策+資金”的支持，很多資不抵債的信用社一舉甩掉包袱、輕裝上陣。

　　當時采取的措施是，對試點地區農村信用社，一是由人民銀行按照2002年底實際資不抵債數額的50%，安排專項再貸款，二是由人民銀行發行專項中央銀行票據，用于置換農村信用社的不良貸款。有關數據顯示，僅2004年，人民銀行就向全國583個試點縣（市）農信社發行央行專項票據346億元。

　　“我清楚地記得，當獲批1.5億元專項再貸款的消息傳來時，在場的人都欣喜若狂。后來信用社又通過認購8000多萬元專項票據對歷史不良資產進行了置換，可以說，這些真金白銀讓信用社起死回生。”張虎邊回憶邊向記者感嘆。

　　“沒有了歷史包袱，不僅信用社效益猛增，員工們的士氣也大漲，從沒事干到加班加點。”朱安順對那段日子也記憶猶新。

　　“花錢買機制”是廣大農信人對這一時期農信改革的期望與總結。通過3年改革探索，江蘇農信系統逐漸建立起適應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的法人治理機制和經營機制，并確立了省級政府管理、監管機構監管、農信社自主經營的管理體制，不僅經營管理水平明顯提高，扭轉了全行業連續10年虧損的局面，實現整體盈利，而且有效控制了經營風險。

　　此后的10年中，江蘇農信系統又通過規范管理、組建商業銀行、打造現代金融企業幾個步驟，在多項重點改革領域開展探索創新：通過合并、改制，完成62家農商行的組建，成為全國*早完成農商行改制的3個省份之一，農商行現代銀行治理機制初具雛形；同時，多方引導同業資本合作，打通資本、技術、人才等資源的輸送渠道，推動全省21家農商行實現股權及資本合作49.5億元，并先后有5家農商行在國內A股上市。

　　“目前，我省農信系統無論規模、速度、質量、效益，還是可持續發展能力、品牌建設等方面，都處于國內領先地位。”據韓后軍介紹說，截至2017年末，江蘇省農商行總資產規模達2.6萬億元，各項存、貸款余額分別為1.91萬億元、1.3萬億元，分別是改革前的14.4倍、15.1倍，年均增速分別高達18.1%、18.5%。“改革前，全省農信系統當年虧損8.8億元，不良率33%；2017年，實現盈利達243億元，17年來累計盈利1973億元，不良率2.35%。改革成效一目了然。”

　　江蘇農信社改革試點的巨大成功，不僅為此后全國農信系統全面改革塑造了樣本，也引領全行業成為服務“三農”的主力軍。數據顯示，江蘇省農商行投放的貸款中涉農貸款占比，已由改革前的26.3%升至2017年末的49.8%，農戶貸款覆蓋面由15%增加到51%。截至2017年末，全行業農戶貸款、涉農貸款、小微企業貸款余額分別達2810.7億元、6452.7億元、7747.6億元，占全省銀行業的40.6%、20.7%、25.4%。

　　脫胎換骨

　　在江蘇農信社改革取得成功的基礎上，2003年6月，國務院批準頒布了《深化農信社改革試點方案》，決定在全國8個省率先進行農信社改革試點，隨后逐步擴展到全國。其主要原則可以概括為“明晰產權關系，強化約束機制，增強服務功能，國家適當扶持，地方政府負責”。在這一過程中，政府和金融監管機構通過資金支持、政策優惠和指導等多項舉措，改革農村信用社管理體制和產權制度。

　　從江蘇到全國，歷經多年，改革讓危機四伏的農信社卸掉了歷史包袱，改善了資本狀況，增強了服務“三農”的能力。同時，行業中長期存在的系統性、區域性支付風險得到有效控制，商業化可持續發展能力顯著增強。農信社改革所確立的服務“三農”、明晰產權、實現可持續發展等目標已基本實現。

　　數據*有說服力：2002年末，按照貸款四級分類口徑統計，全國農信系統不良貸款比例達37%，資本充足率為-9%；2017年末，按貸款五級分類口徑統計的不良貸款比例降至4.2%，資本充足率提高到11.7%。

　　“實踐證明，2001年農信社改革確定的基本方向，是符合省情、社情和農情，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成功實踐，改革推動農信系統進入了歷史*發展時期。”韓后軍表示。

　　根據中國銀行業協會發布的數據，2015年底全國農信社系統總資產已超過國內*大行——工行；到2017年末，共組建縣（市）級農信社965家，農商行1262家，農合行33家，整體實力得到進一步增強。

　　資產規模的擴大、經營業績的向好，促使農信機構農村金融服務能力得以有效提升，體現在“三農”信貸投入持續穩定增長，農村金融服務可獲得性不斷提高。據統計，截至2017年底，全國涉農貸款余額達到30.95萬億，占貸款總比重的24.8%。其中，農信社涉農貸款余額為9萬億元，占貸款總比重的60%。

　　隨著農信社改革的順利推進，我國農村金融機構體系的基礎得以夯實。十幾年來，已逐步形成銀行業金融機構、非銀行業金融機構和其他微型金融組織共同組成的多層次、廣覆蓋、適度競爭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而包括農信社、農商行、農合行在內的農信機構，已成為名副其實的網點覆蓋鄉鎮、金融服務到家的農村金融主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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