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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之后，鄉村振興成了社會各界高度關注和熱烈討論的議題。在學術界，也逐漸興起了研究鄉村振興的思潮。從學術視閾下，理解鄉村的歷史起源，觀照鄉村發展面臨的現實問題，以及探討鄉村振興的主要路徑，將會給人們帶來更多啟示。為此，記者近日專訪了北京市農林科學院科技創新試驗示范中心主任郝利。

　　把握鄉村發展的歷史軌跡

　　郝利提出，研究鄉村振興，首先要把握鄉村發展的歷史軌跡。他認為，鄉村的形成要從人類生產方式的變化談起。自人們開始有了穩定的農田，住所也開始相對固定，從而改變了人類長期以來流動的生活方式，從不斷流動轉向定居，進而形成鄉村聚落。聚落既是人們居住、生活、休息和進行各種社會活動的場所，也是人們進行生產的場所。

　　在郝利看來，聚落就是現代意義鄉村的早期形態，先民們在日復一日的生產生活活動中逐漸積累各種經驗，形成獨具魅力、承載歷史記憶的人類文化載體。以漢族為代表的農耕文明曾在世界上長期居于領先地位，形成了自己獨特文化內函和特征，是世界上存在*為廣泛的文化集成?，F代社會里人與人的交往道義規則、思維方式、行為準則、價值取向等，都可以從鄉村中的風土人情、村規民約、生活智慧等鄉土社會中，尋覓出依稀可見的身影。

　　通過梳理文獻發現，郝利認為，雖然歷朝歷代更替興亡原因眾多，但能否對鄉村進行有效的管理依然是非常重要原因。民為邦本，“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鄉村建設好，政權就穩固，反之就不可避免地覆滅。他發現，土地分配不均、家庭貧困、階級壓迫往往導致農民革命。

　　“因而我們完全可以說，中國革命源于土地的過度集中、政府的腐敗、鄉村的衰敗，成功于廣大農民的支持、參與和正確的政治路線。”郝利總結說。由此，他也進一步認為，在革命成功后，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征途中，中國共產黨人面臨著新時代的重大命題：中國共產黨人如何進行有效的鄉村治理，是新時代共產黨人的使命和擔當，關系到中華民族的長治久安。

　　認識鄉村面臨的現實發展矛盾

　　中國鄉村千差萬別，鄉村問題不僅涉及到生產，還涉及到整個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以及精神文明建設。為避免“一刀切”，避免在“鄉村振興”中出現一些不合實際的亂象，郝利提出依據各地城鄉之間、工農業之間的關系，以及農村社會經濟各方面的發展狀況，可將全國農村分為四大類區域：大中城市郊區、東南沿海區、中西部人多地少地區和中西部人少地多地區，這些地區發展的不均衡是鄉村振興的難點。

　　自然資源分布和經濟發展的差異性，決定了農村生活條件的巨大差別。郝利認為，首先自然條件和原有經濟基礎的不均衡決定了農村經濟發展不可能同步進行，勢必造成農村經濟的地域分異。其次，歷史文化背景不均衡是導致沿海與內地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乃至農村經濟發展差距擴大的重要社會基礎。再次，區位和交通的差異也直接導致了鄉村發展的分化。廣大的中西部地區，由于區位條件封閉，外資投入強度較低，使之無法像東部沿海地區一樣借助外資注入帶來的社會經濟牽引效應而推動整個農村地區的發展。

　　郝利補充說，農村工業化進程的不均衡和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不均衡是改革開放以來造成鄉村經濟發展懸殊的兩個關鍵因素。

　　針對*個因素，他解釋說，改革開放之前，各地農村經濟結構基本上全是以農為主。改革開放以后，非農產業發展迅速，農村產業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以農村工業為代表的非農產業迅速成為農村經濟的主體。東部地區的農村工業化進程是發展*早和*快的，早在1988年就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近年來繼續平穩發展，已躍為農村經濟的主體；中部地區的農村工業化晚于東部而早于西部，近年來發展較快；西部地區的農村工業化不僅起步晚，而且發展速度也遠不及東部和中部，西藏、青海等省區，農村工業仍處于起步階段，這就使得各地農村產業非農化出現了較大差異，發達的越來越發達，落后的越來越落后，成為加大鄉村建設條件差異的根本原因。

　　而關于經濟體制改革方面的因素，郝利認為由于地理位置、歷史文化背景和交通運輸等方面的原因，我國改革開放政策實行的是由沿海向內地推進的戰略。由于東部沿海地區的區位優勢，在對外開放中率先起步，這些地區享有國家當時特殊的優惠政策，這是中、西部地區所無法比擬的。改革開放的先發效應又使東部地區率先接受了市場經濟的觀念，市場經濟體制的引入反過來極大的促進了非國有經濟的發展，激發了經濟活力，推動了改革的深入。因此，廣大的內陸地區從一開始就與沿海地區在改革開放和市場化水平方面形成了較大的差距，這一差距對不同地區農村發展進程產生了巨大影響，成為當前鄉村建設條件區域差異的重要政策因素。

　　推進產業振興的五個途徑

　　“對鄉村振興我們有‘桃花源’的詩意暢想，有士紳、知識分子的鄉村建設實踐，有中國共產黨人建國70年的實踐。歷史總在進步之中，無論是成績還是問題，都是‘三農’在巨大的時代變遷中表現出來的真實面目，是伴隨發展而來的時代產物。隨著時代的進步，現有的問題逐步得到化解，未來會更加美好。”郝利充滿了對鄉村振興的信心，同時針對產業振興，他提出了五個方面的建議。

　　一是千萬不要忘記要切實保障國家糧食安全。要加大基本農田保護力度，完善農業生產各類配套設施，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和全要素生產率；要不斷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勞動生產率。“必須保障我國農產品的有效供給，保證飯碗里裝的是中國產的糧食，絕不能被別人卡脖子，這是農業產業發展首要的重大任務。”他呼吁道。

　　二是要千方百計保證農產品質量安全，促進優質化、提高農產品競爭力。對于中西部人多地少的區域，要培育良好的生態環境發展生態循環農業，促進資源再生利用。要培育農產品品牌，增強品牌溢價；要利用大數據、互聯網等技術手段，增強消費者認知度，提振消費者信心；要制定綠色產品標準，在適宜地區強制推廣綠色生產標準，形成倒逼機制，促進這些地區農業綠色發展，提高農業質量安全標準水平和產品競爭能力。

　　三是要促進產業融合發展，提高農業全產業鏈競爭力。針對大中城市郊區、東部沿海發達地區，依托資源稟賦，以農業為基礎，推動農產品加工業轉型升級，加強農產品流通設施和市場建設。完善農業產業鏈與農民的利益聯結機制，支持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建設穩定的原料生產基地，引導農戶自愿以土地經營權等入股龍頭企業和合作社。依托區域文化、地域和民族特色，開發休閑功能，提高小規模農業的競爭力。完善交通、廁所、互聯網等公共服務基礎設施，促進鄉村生活便利化。完善城鄉職工帶薪休假制度，促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提高城市居民對農業休閑、生態產品的購買力和購買意愿。

　　四是促進現代農業園區與鄉鎮村融合發展。將各級各類農業產業園區、農業科技園區、返鄉人員創業園進行優化整合提升。與鄉鎮村的規劃統一對接，各類人才相互交流、相互任職。發揮園區的創新引領功能，促進農業科技成果轉化中心、科技人員創業平臺、高新技術產業孵化基地、現代農業創新高地提質增能。支持園區產學研合作建立各類研發機構、測試檢測中心、專家工作站、技術交易機構等科研和服務平臺；支持園區企業和科研機構結合區域實際，開展特色優勢產業關鍵共性技術研發和推廣；完善各類農業園區管理辦法和監測評價機制。

　　五是積極培育新要素。優化農業從業者結構，深入推進現代青年農場主、林場主培養計劃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帶頭人輪訓計劃，探索培養農業職業經理人，培養適應現代農業發展需要的新型農民。鼓勵高等學校、職業院校開設鄉村規劃建設、鄉村住宅設計等相關專業和課程，培養一批專業人才，扶持一批鄉村工匠。制定有效政策，鼓勵高校畢業生、企業主、農業科技人員、留學歸國人員、退休回鄉、進城農民工等各類人才回鄉下鄉創業創新，將現代科技、生產方式和經營模式引入農村，帶動現代農業和農村新產業新業態發展。多種方式盤活利用空閑農房及宅基地，將年度新增建設用地計劃指標確定一定比例用于支持農村新產業新業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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