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有效”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任務之一，是新時代做好“三農”工作的重要保障條件。但長期以來，鄉村治理滯后于鄉村發展，成為制約我國“三農”發展的重要因素，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破解的難題。實現鄉村“治理有效”，要重視四個轉變：

　　*，治理對象的轉變。隨著鄉村旅游、鄉村創新創業等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新業態的快速涌現，城鄉走向融合的步伐加快，原本封閉的鄉村快速、全面走向開放，鄉村與城鎮成為一條臍帶上的生命共同體，鄉村治理對象從原來封閉、靜止、單一的鄉村一元主體轉向城鄉互動的開放、動態、多元的城鄉公民混合主體，需要建立維護城鄉公民在鄉村共生、和諧相處的社會治理體系，同時需要建立維護城鄉多元主體參與、共建共享的經濟社會場域的利益調節體系。

　　第二，治理制度基礎的轉變。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是建立鄉村治理體系的制度基礎。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對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均做出了新的論述：圍繞鞏固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提出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三十年；圍繞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進一步強調了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因此，鄉村治理的制度基礎從兩權分離變為三權分置，需要建立維護農村土地集體所有者、農戶承包經營權者和非村籍土地實際經營者共生并存的權益維護治理體系。

　　第三，治理路徑的轉變。積極探索建立與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和城鄉融合發展相適應的政府、市場與農村基層“分工合理、權責明確、多元共治”的鄉村治理新格局。其中，政府要加快完善建立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為城鄉要素流動、多元主體培育、產業融合發展等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要在鄉村社會治理中廣泛引入社會力量，鼓勵和引導各類社會組織和團體參與鄉村社會治理，引導市場主體和社會組織的橫向參與，推動鄉村治理資源的優化配置；要重視村級組織自治體系的再構，圍繞村民“自治”這個核心，推動村級組織自治體系再造，以暢通村級組織參與鄉村治理的渠道。

　　第四，治理手段的轉變。一是政策手段。著眼城鄉融合發展的高度，進一步完善建立政策體系，夯實治理的制度基石，并通過基層政府保障政策的落實實施。二是經濟手段。在新的時代，鄉村經濟的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因此，要充分尊重市場對優化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通過培育市場契約精神，來引導和規范多元主體的行為。三是禮法手段。從鄉村發展的歷史看，“禮俗”力量在維系村落秩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同時，隨著城鄉融合發展，法制觀念會更廣更深地融入到鄉村生產生活中去。因此，需要建立“法禮秩序”的治理方式和方法。四是信息技術手段。信息技術的發展，使跨越城鄉區域的治理行為更加方便快捷和實用高效；提高了治理的透明度，便于適時監督、檢驗和糾正治理行為，提升治理的有效性；打破了原來治理中的等級化隔膜，民主、平等、對話、協商的氣氛加速形成。因此，實現鄉村治理有效，需要重視發揮信息技術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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