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提出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性變化，與該變化相適應的是對“三農”提法與政策的深化——從新世紀初“三農”問題的提出，到2005年十六屆五中全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一重大歷史任務的確立，再到當前鄉村振興戰略的整體布局，“三農”已發展為充滿能動性的國家戰略。

　　首先，這體現著國內外宏觀環境的變化，特別是工業化的基本完成和資本過剩為解決“三農”問題提供了更充分的現實條件；其次，“三農”也面臨著新的問題和挑戰，它不再只是農民負擔或城鄉經濟差距，同時包括“留守”“空心”等社會文化層面的困境。“三農”問題也不僅表現在鄉村，它還以“環境污染”等方式影響著城市；再次，它不僅關系著大多數人口的基本民生，還關系到我們能否在全球風險和危機加大的國際環境中獲得可持續發展。

　　因此，從“三農”問題到鄉村振興戰略是城鄉生態化融合這一新發展理念的內在體現，必然要求我們對“三農”問題和鄉村振興戰略進行全面動態的認識。

　　鄉村振興戰略以“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為總要求，相比于十六屆五中全會所提出的“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來說，更好地體現著系統性與戰略性。新二十字方針可理解為生產、生態、生活的“三生一體化”，以及文化與治理的相輔相成并作為“三生”的支撐保障。其不僅在程度上明顯加深（如從“生活寬裕”到“生活富裕”）并做優先序調整，還在內涵上體現著重要變化。

　　比如從“生產發展”到“產業興旺”，將農業不再定位于傳統意義上單純的*產業，而是“三產融合”后的新業態與新趨勢。同時，其也不僅是農民自己的事情，隨著外部環境變化和新技術手段的普及，包括資本、市民、農民工等多種主體都在大范圍下鄉或是回鄉。為了讓產業真正得以興旺，自然需要以此為機，讓長期外流的“三要素”（勞動力、資本、土地）回流，也即實現從“下鄉”到“回鄉”的轉變。

　　再如從“村容整潔”到“生態宜居”，既體現著對生態的強調，也將鄉村環境和生活質量的內涵進一步拓展延伸；而從“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則隱含著對各種“無效治理”或“高成本治理”的反思，并進而以“自治、法治、德治”有機結合后更為有效的鄉村治理體系為新要求，其也自然意味著對鄉土社會特殊性的自覺及在地化治理資源的重新發掘。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過去，“生產、生活、生態”是彼此割裂并主要強調前者，新二十字采用融合的整體思維方式，在統一的基礎上更多強調內涵式發展，明確提出生態并放在十分靠前的位置，使鄉村振興戰略充分內在于生態文明這一新的文明形態與發展視野之中，為農業農村的可持續發展奠定更為堅實的基礎，以實現新時代的城鄉生態化融合。

　　為了進一步把握這種歷史性變化，我們還需要認真思考鄉村振興戰略的基本內涵。從發展要素上看，作為嘗試面對且緩解“三農”問題的鄉村振興，雖然形式可能多樣，但如何讓紛紛外流的“三要素”逆向回流則是關鍵。這種回流不僅涉及原來流出的土地、資金和勞動力，還包括有利于鄉村可持續發展的各種資源；回流目標不僅是作為經濟產業的農業，也包括從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角度看更為綜合的廣義“三農”領域；回流效果則同時包括由此產生新認識及對原有坐標的反思與改變。實際上，這也是鄉村振興區別于一般“資本下鄉”等行為之關鍵所在，兩者雖然形式相似，但實質和客觀效果卻有較大差別。

　　從制度組織上看，鄉村振興在促進發展要素回流的同時，需要通過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努力重建承接“三要素”回流的有效載體。一方面，在“回嵌”鄉土的過程中探索一套既能避免已有困境又能體現中國特點的組織制度，從而實現理想化的社會治理；另一方面，則是推動更具包容性和有利于城鄉良性互動的制度設計，避免城鄉割裂且減少外部剝奪，強調社會參與和可持續發展。

　　從認識坐標上看，鄉村振興意味著對原有都市導向及經濟主義單一視野的調整，對以鄉土為“問題”和“對象”之主流坐標的改變，以及因特殊時代及外部壓力所形成片面認識和定性思維的挑戰。其立足多元共生的鄉土社會，認識到單向強調都市發展之不可持續性，進而重新發現鄉土的意義與價值，由此也產生出更為多樣化的實踐——如新組織形式的創造（城鄉合作、社會企業等），新思考緯度的引入（生態永續、生活教育等），新生活方式的踐行（都市農夫、青年返鄉等）等。

　　十九大報告指出“實踐是理論之源”，從“三農”問題到鄉村振興戰略既是新世紀以來十多年歷史變遷和時代發展的結果，也是對新世紀以來各種基層鄉村建設創新經驗的吸收與發揚。如果回到歷史視野，鄉村振興戰略其實有著逾百年的探索積累，廣泛興起于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鄉村建設運動，包括晏陽初、梁漱溟、盧作孚、陶行知等在內的*知識分子或實業家，他們通過回歸鄉土脈絡、整合各種建設性力量并融合中西*文明，在鄉村基層進行了多種形式的組織創新與制度創新，努力推動包括人才、技術、資金等在內資源的“回流”鄉村。彼時，雖然在內憂外患的特殊時代背景下成效有限，然而卻內在體現著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國情自覺與實踐擔當，同時也積累了十分寶貴的經驗教訓，可為當前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美麗鄉村建設、城鄉融合等方面提供十分有益的經驗參考與歷史借鑒，值得我們進一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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