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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歲的湖南岳陽農村少年小濤(化名)，在沉迷于手機直播軟件后，以不吃不喝等方式威脅父母給錢，短短兩個月，手機充值花掉了兩萬多元。

　　和小濤類似，一些農村青少年裝滿游戲和直播軟件的手機，成了現實世界里的“潘多拉魔盒”，一旦開啟，惡果隨之而來。

　　主播之誘：農村孩子患上“手機病”一蹶不振

　　現實世界中的小濤，自卑、沉默、不善交際，16歲進入一家職業院校念書后，“常常被欺負”。今年7月，他回到農村家中，與手機為伴。

　　在“有錢就有裝備”“有錢就能打賞”的虛擬世界里，金錢是換取存在感*簡單粗暴的方式，充值就能買來認同感。為了這種看似熱烈、實則輕飄的認同，小濤不惜以各種方式要挾父母，只為換得充值錢。

　　如小濤一般，一些在現實世界里屢屢受挫、偏執內向的農村少年，因為豪擲千金而成為網絡主播們親密稱呼的“大哥”、玩家們崇拜跟隨的“老大”，或者游戲戰力排行榜上的“*”。因為癡迷于虛擬社交的快感，他們患上“手機病”。

　　湖南郴州一所農村中學的初三年級班主任、化學老師吳耀娟為學生們的“手機病”憂心忡忡。吳耀娟所在的學校留守兒童占比約達80%。“絕大多數孩子會強烈要求在外打工的父母買手機，他們寒暑假的生物鐘是晚上通宵玩游戲，上午睡覺，下午起床繼續玩。”

　　吳耀娟觀察到，喜歡玩手機的學生“晚上是會犯癮的”，于是白天上課就犯困，甚至在課堂上睡著。她曾有個學生，初三*學期化學能考80多分，到第二學期就滑到40多分，再沒及格過。“后來我才知道，因為*學期考得好，媽媽獎勵了一部手機，然后孩子常常玩游戲到凌晨一兩點。”

　　以“托”養游：讓青少年癮上加癮

　　在反網癮社會組織的義工廖秋斌眼里，農村兒童，尤其是留守兒童的“手機病”，病癥在春節后會“爆發性增長”——

　　今年3月，一位焦灼的父親加入了他們的受害者線上互助群。這位常年在外打工的父親春節回家，孩子拿他的手機玩游戲，一個春節花去了兩萬多元。“留守兒童趁父母回家過年，偷偷拿手機玩游戲充值。*多的充了20多萬元。”廖秋斌說，他們經手的案例中，家長試圖聯系一些在游戲市場尾端廝殺的小公司，卻一分錢都追不回，“公司撈一筆，幾個月就注銷了，找都找不到。”

　　更為可怕的是，“撈一筆”的小公司手段五花八門，甚至以“托”養游，一些沉溺于虛擬世界的青少年成了廉價的賺錢工具。

　　曾以當“托”為業的程飛(化名)告訴記者，這些公司美其名曰某某網絡科技公司，在一些電腦城、寫字樓里租幾間房，集合一批16-20歲的青少年，不少是放暑假的學生，同時掛機多個游戲，午間上班，直到凌晨。

　　他們組成2-3人的團隊，加入游戲中的不同幫派，故意挑起事端引發沖突，然后帶頭充值，號令鼓動幫派成員一起充錢提高戰力，以便相互廝殺。“養‘托’的公司和一些游戲公司有勾連，別人充的是真金白銀，他們就是改賬戶數值，然后這個游戲區的充值金額，公司提成一部分，再分很少的一部分給‘托’。”

　　“正常人能每天昏天黑地打游戲嗎?工資很低的。”程飛告訴記者，這種“職業”*要在線至少16個小時，收入和精力付出不成正比，大多數“員工”都是游戲成癮、家境不佳的青少年，因為從事這個“職業”而精疲力竭，癮上加癮。

　　戒癮之道：堵疏結合，讓孩子從虛擬走向現實

　　《2017年中國游戲產業報告》顯示，2017年中國游戲用戶規模達到5.83億人，中國游戲市場實際銷售收入超過2000億元，其中移動游戲的份額繼續增加，已經過半。

　　青少年成為游戲用戶主力群體之一。記者在調研中發現，患上“手機病”的青少年存在一些共性，比如有較多的空閑時間，消遣娛樂渠道較少，現實社交面窄等，其中農村，尤其留守家庭是重災區。

　　“除了呼吁家長、學校加強教育管束，青少年加強自控，還應該建立更完善的機制，提高門檻。”廖秋斌認為，手機游戲應有更嚴格的付費金額限制，比如單次付費上限、密集充值監控等;此外，游戲注冊應更嚴格落實實名認證，引入人臉識別功能。

　　對已經手機成癮的農村青少年，該如何幫扶?廖秋斌建議，一方面，應向專業的心理輔導機構尋求幫助，高度重視、科學對待青少年“手機病”;另一方面，家長也要帶孩子參與到更多現實社交中，盡量多予以陪伴和關懷。“在孩子人生觀、價值觀逐漸形成的關鍵時期，更要高度警惕虛擬世界裹挾的狹隘、偏激和暴力傾向。”

　　長期關注農村青少年成長的社會組織“春雷公益”秘書長劉躍告訴記者，她所在的公益組織曾在暑假期間組織留守兒童鄉村夏令營，或將農村青少年帶到城市開闊視野，當豐富、多元的現實社交平臺構建起來，對農村青少年擺脫手機依賴效果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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