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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明確了“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人多地少始終是中國農業的基本國情，小農戶占農民群體的大多數，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不會發生根本性改變。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必須積極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農業生產的特殊性質

　　農業具有與工業、服務業不同的產業性質和特征。首先，土地作為農業不可替代的生產資料，其空間位置的不可移動性、肥力的可變性和收益的級差性，要求農業勞動者充分了解本地自然資源條件，因地制宜實行精耕細作及發揮比較優勢。其次，農業勞動對象是有生命的動植物，農業勞動者面臨自然和市場雙層風險，必須遵循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的雙重作用。第三，農業生產周期長，勞動成果必須在*終產品中才能反映出來，加上土地收益的級差性，使得農業勞動成果的計量和分配非常復雜，容易產生激勵失效問題。*后，在各生產環節上，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程度不可能像其他產業那么細致，這要求單個農業勞動者掌握更多生產技能。

　　上述農業與其他產業不同的特殊性質，使農業存在監督和計量的先天困難，監督成本較一般產業高得多，更容易因為信息傳導機制過長和生產過程復雜而產生信息不對稱、失真及委托-代理問題。因此，農業的特殊性質對農業生產的經營組織形式提出了更高要求。

　　家庭經營的特殊優勢

　　家庭內部的互惠性質使得其作為農業生產經營單位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首先，家庭作為一個特殊的緊密利益共同體，維系其存在的不僅局限于一般的經濟利益，還包括血緣、感情、婚姻、文化、倫理等一系列超經濟紐帶。對于家庭成員而言，更容易在家庭內部產生各種利他行為，包括共同的家庭目標、強烈的認同感和行為一致性。其次，家庭內部上下代之間存在自身特殊的繼承機制，維持了世代交替的穩定性，這使得家庭經營存在長期而穩定的預期，并在這種預期下自愿協作，家庭內部具有其他組織形式所不具備的特殊機制來實現激勵相容。第三，家庭內部成員因為長期生活的緣故，不存在明顯的信息不對稱和失真問題，各家庭成員更容易根據性別、技能和年齡等差別實行有效的勞動分工，無需*的勞動計量。總之，家庭作為一種特殊的組織形式，勞動激勵形式多樣，高度靈活，基本不存在委托-代理問題，一般無需監督，管理和計量成本小，是農業先天適宜的組織形式。農戶規模經營問題

　　有觀點認為，農戶家庭經營無法實現規模經濟或者獲取規模報酬，喪失參與社會化大分工的機會而損失了效率。這實際上有許多似是而非的概念需要澄清。

　　首先要澄清的是規模經濟或規模報酬的概念。人們常傾向用農戶耕地面積來定義農戶規模，但這容易將農戶耕地面積大小與農戶整體經濟規模相混淆。微觀經濟學理論一般將規模報酬定義為所有要素投入按同一比例同時增減所產生的規模收益變化。農業投入中所有要素按同比例變化基本不可能。農業實踐中的規模經濟概念與經濟學理論上的規模經濟概念不能混淆在一起。

　　其次，農戶規模的概念與將農戶作為一個整體看待的*優經濟規模概念也存在一定區別。理論上，*優經濟規模是指廠商理論中“U”型平均成本曲線的*點，這種意義上的農戶*優規模，必然要求特定農業技術條件下農戶實現*平均成本上生產點所對應的耕地面積，即一般強調的農戶*優耕地面積。所以嚴格意義上講，農業規模經營并不等于耕地規模經營，擴大農戶規模與擴大耕地規模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后，從理論上講，一個產業具備規模經濟，是因為該產業會用到不可分割的要素投入。支持農業規模經濟的重要依據就是農業存在大量不可分性要素投入。但就目前中國農業生產技術而言，大多數要素投入是可分割的，許多農藝與生產環節是可以分離的，比如育苗、植保、收割等環節都可以獨立出來，進行專業化分工協作，由專業化社會化服務組織統一提供。這說明農業可以通過生產環節的有效分工來獲得規模經濟，耕地集中只是規模經營的充分條件，而非必要條件。農業規模經營與農戶家庭經營并不沖突。

　　農戶家庭經營效率問題

　　談到農戶家庭經營，就必然要討論效率問題。有些觀點否定家庭經營的一個重要依據就是效率低下。小農戶與大農戶對成本的衡量不盡相同，兩者成本核算的難點主要在于勞動力成本。理論上，在缺乏外部就業機會及資本的情況下，小農會投入過高的勞動時間成本對資本進行替代，導致其勞動邊際報酬率會低于市場工資。如果同樣用市場工資來衡量小農的勞動力成本，就會高估小農的成本而低估其競爭力。

　　從生產效率來看，就土地單產而言，因為小農“自我剝削”機制的存在，小農戶的單產要高于大農戶。從利潤率來看，關鍵是如何核算總成本尤其是勞動力成本。如果全部按市場價格來核算，大農戶會優于小農戶；但如果按勞動邊際產出來核算，小農戶未必劣于大農戶。當然，就勞動生產率而言，因為大農戶傾向于雇傭勞動和多使用機械，而小農戶傾向于擴大勞動投入強度，所以小農戶勞動生產率水平一般低于大農戶。從全要素生產率指標來看，因為資本與勞動存在相互替代的關系，許多實證表明大小規模農戶在全要素生產率指標上并不存在顯著差異。

　　農戶家庭經營的效率問題，主要取決于政策導向上優先考慮的政策目標。從保證食物安全、確保農產品有效供給的政策角度出發，小農戶相對于大農戶享有土地生產率上的比較優勢。從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農民農業收入增長和提高農業經濟效益的角度出發，大農戶相對于小農戶享有勞動生產率和市場利潤率上的比較優勢。小農之殤與家庭經營

　　家庭經營很好地解決了農業生產的內部組織問題。但隨著社會化大分工和市場經濟發展，傳統小農與現代市場經濟不匹配的問題越來越突出。主要體現在小農極難克服高昂交易成本融入千變萬化的大市場，抗市場和自然風險能力弱，很難分享社會化大分工和市場交易的收益，被稱之為“小農之殤”。

　　所謂“小農之殤”，并非家庭經營這種組織形式造成的，先天的剛性資源稟賦條件和地理環境，尤其是人地關系緊張，才是根本原因。人多地少作為我國的基本國情，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不會發生太大改變。到2050年我國全面實現現代化，城市化率達到70%的水平，按人口總量15.34億的*值計算，農村4.6億，勞動力至少1億，按18億畝耕地紅線計算，每戶大約也只有18畝耕地。按世界銀行30畝以下為小農戶的定義，小農生產仍將長期占據我國農業生產的主要地位。

　　無論采取何種組織形式，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人地關系緊張的問題，也就無法解決勞均耕地規模狹小而產生的小農經營問題。相反，其他制度安排可能因為農業生產的特殊性而產生激勵問題。也正是因為農業生產的特殊性，家庭經營才成為*普遍的生產組織形式。

　　結論

　　基于農業生產的特殊性質和家庭經營的特殊優勢，農業家庭經營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僅可以包容不同的生產力水平和所有制形式，也可以為不同社會制度所接納。目前，全世界農業市場的*份額都由家庭小農場來承擔。

　　農場規模是農業競爭力的重要影響因素，但在長期內無法獲得根本改觀的剛性資源稟賦條件下，依靠擴大單個生產單位的規模來獲取農業內部規模經濟基本上是不現實的，那么就只能寄希望于通過生產經營單位之間的聯合來發揮農業的外部規模經濟。也就是，給農戶家庭經營提供一個良好的外部制度條件——現代化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作為配套。通過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可以為小農發展提供合適的外部條件、實現小農戶與大市場的順利對接，而且可以通過獲得農業外部規模經濟來提高農業競爭力，避免小農“衰落”的命運。這具體是指由社會上各類服務機構尤其是各類專業化市場化服務組織為農業生產提供產前、產中、產后綜合配套服務。因為隨著現代農業技術的發展，許多農藝和生產環節是可以分離的，可以由專業化的社會化服務組織統一提供。

　　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不僅有助于適度規模經營的發展，更重要的是不排斥小農，可以同時兼容各類新型經營主體與小農戶，讓小農能夠分享到規模經濟和市場分工的收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立足于我國農業仍然是以小農經營為主的基本國情農情，以建設現代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為抓手，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讓億萬小農戶共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發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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