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農民工群體是在改革開放之后出現的。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是世界各國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的普遍規律。許多國家的發展實踐表明，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必然伴隨著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的快速轉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從基本國情出發，在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過程中積極解決農民工就業和生活問題，充分發揮他們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促進他們自身不斷發展和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農村改革率先起步，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急需轉移到非農產業就業。在這一背景下，1984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指出，鼓勵集體和農民本著自愿互利的原則，將資金集中起來，聯合興辦各種企業。鄉鎮企業快速發展起來，吸納了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農民工”這一稱謂也隨之而生，形成了“離土不離鄉、就地進工廠”的農民工發展的*個階段。上世紀90年代，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快速推進工業化的東部沿海地區和大城市對勞動力的需求日益旺盛，一大批農村富余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商，形成了“離土又離鄉，進城進工廠”的農民工發展的第二個階段。進入新世紀，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發展，農民工的數量不斷增加、素質不斷提升，形成了農村富余勞動力跨省轉移的農民工發展的第三個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農民工發展進入新階段。習近平同志在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指出，扎實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促進農民工市民化。國務院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做好為農民工服務工作的意見》。到2017年底，全國共有8000多萬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城鎮居民，50%以上的農村勞動力實現了轉移就業。農民工發展進入“提升技能、融入城市”的市民化新階段。

　　我國農民工規模之大、流動之大、貢獻之大、潛力之大，在世界范圍前所未有。綜合來看，農民工在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中發揮著促進農民增收、縮小城鄉差距和支持城市建設、推動城市發展的重要作用。比如，農民工率先沖破城鄉二元體制的束縛，自主選擇就業，推動城市統包分配的傳統勞動用工制度變革，成為推動改革的有生力量，并為我國企業發展壯大提供了寶貴人力資源。

　　實踐證明，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的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是成功的。從國際比較看，我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過程具有鮮明特征。首先，堅持就業帶動。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引導農民工有序外出務工就業，鼓勵農民工就近就地轉移，扶持農民工返鄉創業，并在農民工獲得相對穩定就業機會的基礎上積極推進人口城鎮化。其次，保障土地權益。保留農民工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和集體收益分配權，讓農民既進得了城又回得了鄉，能夠在城鄉間雙向流動。第三，注重漸進轉移。農民工融入城市需要大量配套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這決定了農民工市民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我國堅持分階段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和融入城市，保證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有序推進。第四，維護農民工權益。我國農民工數量大，勞動爭議時有發生，但勞動關系總體穩定，這得益于我國黨政主導、多方協同、快速處置的勞動關系協調機制的獨特優勢。同時，我國已基本形成企業和勞動者依法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法律框架。

　　進入新時代，農民工這個群體正在從工業化、城鎮化發展中的勞動大軍成長為現代產業工人的主體，其發展出現了許多值得關注的新趨勢。比如，20世紀80、9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大量投身新業態之中，支撐起新業態的發展；通過企業技能培訓和職業技術院校培養，農民工中的技能人才數量快速增長；一批曾在沿海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務工經商的農民工，帶著技術、項目、資金和營銷渠道返鄉創業，以獨特的方式解決我國農村地區留不住勞動力、招商引資困難、承接產業轉移難以落地等諸多難題，在脫貧攻堅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也豐富著新型城鎮化的實踐；等等。當然，農民工發展也面臨很多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比如穩定就業難、改善居住條件難、大城市落戶難等，這些問題需要在發展中逐步解決。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的速度在加快，傳統產業在不斷轉型升級，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在穩步推進，這些都給農民工帶來改變生活的新契機、提升自身的新動力。未來，農民工的發展要向進城有工作、上崗有技能、勞動有合同、收入有增長、參保有辦法、子女有教育、住宿有改善、維權有渠道、生活有文化、發展有途徑的美好目標邁進，他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將在改革發展中不斷得到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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