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目前結合數字技術展開的普惠服務已得到了世界范圍內的認可，但這只是一種聚合，互聯網技術更多地是推動金融機構去更了解他們的潛在服務對象。但金融本質畢竟是服務商業可持續的主體，因此另一種聚合的效果應當是為客戶賦能，不僅僅是金融賦能，還包括生產經營技術賦能，來保障其經營內容可以更好地匹配金融服務范疇。

　　“整個農村金融正慢慢向著一個有機生態模式演化。這是一個不限于金融機構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體模式。同時，未來農村金融生態體系既要實現持續擴大覆蓋面，也要維持商業可持續性。”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曾剛在近日舉辦的2018中國普惠金融國際論壇的“鄉村金融與鄉村振興”專題討論中，這樣表達了他對農村金融生態未來的期盼。

　　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圍繞縣域產業發展轉型，提出推進包括經濟、環境、治理等在內的整體提升的新要求，鄉村振興戰略發展需求因此產生。由此，在近兩年出現的縣域產業發展新思路、多樣的業態以及更多層次的農村經濟參與者，正引導產生亟待滿足的新金融需求，而這不僅要倚仗于金融體系本身的完善，更需要金融機構體系外其他服務主體的共同推動。

　　在近一年中，這種共同推動的趨勢已初見端倪，金融機構和互聯網金融機構之間不再盲目競爭，而是在變化中尋求匹配。但同時，新的矛盾與問題也不可避免地隨之顯現。

　　聚合趨勢進一步深化

　　“任何主體在服務農村方面都不是*的。關鍵在于，我們要把生態中各主體的特長有效結合在一起，同時再加入技術的力量。”即使是螞蟻金服集團農村金融事業部總經理彭博也不得不承認，現階段農村金融的一大難題——信息缺乏和可抵押物缺少，并不能用純技術的方式去解決。他們之前所實踐的純線上模式盡管帶來了較大的業務體量，但服務明顯并不充分，因此現階段，螞蟻金服已開始在縣域搜尋更廣泛的合作對象。

　　“數據化平臺”是螞蟻金服目前尋求于縣域政府、地方性銀行等主體合作的主要模式，通過將線下信息數字化、平臺化，再加入數字化風控技術，可以使農戶的畫像更清晰，以進一步探索更深層的農村市場。“不同的商業場景有不同的核心元素，掌握在不同線下主體手中。我們需要把能夠彌補我們短板的主體找出來，這樣才能使合作模式輕量化，服務效果也才能傳遞得更深、更充分。”

　　像這樣尋求與不同類型主體密切合作的機構在近期越來越多，這其中有互聯網機構、金融機構，也有政府和社會組織。更深入的聚合趨勢不僅體現在參與主體類別的增加以及更多技術難關被突破，也破解了過去普惠金融服務過多偏重城鎮地區和消費金融的問題，使被服務對象在一定程度上轉向縣域經營性信貸需求方，金融供給的有效性和充分性也將進一步提升。已在我國進行了多次、長時間調研的波士頓數字前沿研究所主席大衛·波蒂厄斯也在論壇中認可，這種將數字技術與線下主體、信息相結合的方式，是中國為世界提供的一種普惠金融服務模式。

　　激發內生需求同樣關鍵

　　不過，僅僅科技賦能金融，其有效性終是有限的。

　　Visa公司中國區普惠金融及教育負責人王東在討論中提出，有產品不等于會被應用。京東金融研究院院長孟昭莉也在參與農村智能手機推廣應用后感悟道，農民有自己的生長方式，科技力量在毫無提示下進入較貧困的農村地區，是并不能夠在短時間內被接受的，還需要真正的內生需求的激發。

　　盡管，他們的觀點都僅來自有關*基層農戶的實踐，但激發內生需求的重要性在農村金融的方方面面都有所體現，并間接造成了新的不均衡。

　　金融服務的“空白的中間地帶”在論壇討論中被多次提及，而這一問題在縣域體現地更明顯——中大型企業和普通農戶的信息壁壘都可以用技術打破，并且綜合風險也在逐步降低，但小微企業卻同時缺乏有效抵押、信息和風控意識等金融服務的必要支撐，成為各機構力所不能及的部分。“現實中確實如此，”云南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龍超補充說，“銀行*壞賬率就發生在500萬到2000萬元之間，縣域活躍著的這部分企業風險是蠻高的，金融機構也感到很頭疼。更確切而言這不是一個金融問題，而是如何進行經營主體的能力建設，挖掘其真實金融需求。”

　　我國目前結合數字技術展開的普惠服務已得到了世界范圍內的認可，但這只是一種聚合，互聯網技術更多地是推動金融機構去更了解他們的潛在服務對象。但金融本質畢竟是服務商業可持續的主體，因此另一種聚合的效果應當是為客戶賦能，不僅僅是金融賦能，還包括生產經營技術賦能，來保障其經營內容可以更好地匹配金融服務范疇。

　　盡管很少，但實踐中愿意探索賦能農村集體商業模式的主體已開始涌現，中國城鎮化促進會副秘書長孔貴真就是其中之一，其團隊通過嘗試以產業實現資金閉環賦能村莊發展。她提出，“三農”融資難，難在解決“*早的一公里”。如果可以通過賦能客戶實現實際貸款需求，并且這一模式可復制，那么金融與客戶之間的鴻溝就可以被進一步彌補了。

　　新問題還需機構自我優化

　　新戰略背景和機構聚合不僅帶來新的供給不平衡，也會引發新的問題。

　　中和農信總裁、普惠金融研究院理事劉冬文就提出，對于農村而言，偏遠鄉村里那些小的農戶在科技到來的時候，他們首先不是受益而是受害。浙江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黨委書記、理事長王小龍也發現了類似的問題：“互聯網金融領域不可避免地在我國出現先污染、后治理的亂象，部分機構對信息和技術濫用的危害性認識不足，由此帶來的后遺癥也正在顯現。”那些手中握有客戶信息、數據的機構都應當尊重客戶的意愿，切實保護信息、數據的安全。特別是對于互聯網機構，在打通信息孤島的過程中，應當對通過長期基礎性線下工作獲取的信息、數據充分地保護其產權，不可以一邊做著提高金融消費者自我保護意識的工作，一邊又危害著客戶權益。

　　另外，多位專家也提醒，隨著新業態和主體的不斷成熟，各個機構應突破慣性思維，及時發現有效服務對象。劉守英就表示，目前新業態基本上都是一些本身有資本又有情懷的人在做。但在其發展了幾年逐步成熟后，金融反而跟不上了，有的只有政策支持；還有那些真正搞農業的新型經營主體也拿不到資金支持。很多企業都是走到了這一步之后開始斷檔。因此，如果金融可以供給這部分新業態，就可以搞活縣域經濟。反之，如果金融無法跟進，鄉村振興就可能成為完全的政府行為，便沒有了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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