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國6個省市的農村產權交易機構的負責人齊聚北京，同中國農業大學專家探討新時代農用地交易發展面臨的問題，數字化被認為是解決問題的必由之路。其間，中國農業大學中國土地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發布了《中國農用地交易數字化發展研究報告2018》（以下簡稱報告）。

　　“農用地交易的核心是經營權的交易。”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司長趙陽認為，在信息技術發展和大數據應用的背景下，用數字化技術解決復雜的農用地交易和農村產權配置是未來的趨勢，也是農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支撐。

　　信息不對稱是本質問題

　　黨的十九大之后，讓農業生產經營者*興的一件事是，“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三十年”。這意味著，農用地是當前我國各類型土地中使用期限*長的，達到75年。

　　近年來，隨著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深入推進，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不斷涌現，土地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發展已成為趨勢。

　　據統計，截至2016年底，全國承包耕地流轉總面積達到4.79億畝，占家庭承包經營耕地面積的35.14%。

　　農用地作為重要的資源，本應由市場決定配置。但長期以來，我國農村集體土地并沒有市場價格。

　　中國農業大學中國土地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員、副教授王健介紹，農用地交易中的高價值資產屬性被忽略。僅農用地中耕地一項，經過專家核算，2016 年全國耕地資源資產價值總量為22.61萬億元，耕地資源資產全國平均單價約 16.75 萬元/公頃。

　　王健表示，如果考慮到農村土地確權及確權后的農村金融、農資服務等，土地流轉市場規模將高達數千億元。“以土地流轉市場規模來看，農村土地流轉是一個藍海市場。”

　　但中國土地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專家調研時發現，農地交易存在交易本地性、細碎性，交易規范化不足，主體認識和意愿不匹配，農地交易存在信用風險等問題。

　　“根源在于信息不對稱，這是本質問題。”王健說。

　　而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轉出方、用地方、監管方及其他相關利益方難以進行有效的信息協商和溝通，難以實現真實意圖的互通有無。

　　經過調研和深入研究，專家認為，數字化為解決這一本質問題提供了方案。

　　中國農業大學中國土地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專家對北京、重慶、湖北、四川等地農村產權交易所實地調研，對當前運行的農地交易網絡平臺進行深入研究，結合涵蓋18個省份的2000多份農戶調查問卷分析形成報告。此外，研究團隊還走訪了相關大數據應用、人工智能、區塊鏈建設等數字化技術專家，了解數字化技術發展的前沿。

　　報告得出結論，數字化技術將會給農用地經營權交易帶來巨大變革。

　　農用地有了數字身份證

　　“做農用地交易數字化的研究，我們主要的初衷和思路是從技術層面去研究農用地交易。”中國農業大學土地與科技學院副院長、中國土地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秘書長朱道林教授說。

　　目前各地農村產權交易所都搭建了自己的交易平臺，甚至某些縣級交易所也搭建了一套，但重復搭建導致交易平臺不統一、數據不能共享。各地信息都封閉在自己的轄區內，市場需求未被激活，交易量也不高。

　　有交易所負責人在會上指出，有些地方建立的交易平臺，只是用來展示的，并未發揮交易功能。

　　“從實踐情況來看，農用地交易數字化越來越迫切。”在王健看來，農用地數字化就是主體意向、土地客體與交易行為的數字化，是買賣雙方信息交互的過程，在農村產權確權登記的基礎上，利用權屬登記、市場需求信息構建土地物聯網，賦予農地電子書化的證書及*的屬性編碼，他將其稱為農地數字身份證。

　　而有了這個數字身份證，就可以為交易行為層級的供需雙方提供智能化的識別和反饋，以引導形成產前規劃、產中跟蹤和產后服務的系統過程。

　　正是通過一系列環節，*終形成農用地經營權交易的數字化智能合約，進而破解信息不對稱難題。

　　王健說，智能合約是農用地經營權交易數字化的基本形態。一個智能合約是一套以數字形式定義的承諾，包括合約參與方可以在上面執行這些承諾的協議。

　　智能合約的作用巨大。據介紹，它可以解決在信息不對稱下農地信息壟斷性的問題，可以實現交易過程的信用賦權，幫助建立農用地經營權交易與利用的全程監管系統。

　　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的融合，在中高端消費、創新引領、綠色低碳、共享經濟、現代供應鏈等領域培育新增長點、形成新動能。

　　但目前，“農用地交易領域應用這三大技術的深度和廣度遠遠不夠，需要各方進一步拓展應用”。王健說。

　　會上，王健代表中國農業大學中國土地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宣讀了關于共同發起農用地交易數字化產業發展聯盟的倡議書，旨在推動數字農業發展、助力鄉村振興戰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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