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豬肉消費量占世界豬肉消費量近半，是名副其實的生豬產銷大國。自今年3月開始，我國生豬養殖業因供應面持續寬松導致豬價快速跌破成本線，生豬價格步入豬周期的下行階段。

　　一、中國生豬養殖產業體量巨大

　　我國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約19.0%，豬肉消費量占世界豬肉消費量49.6%，我國生豬養殖量占世界生豬總養殖量56.6%，我國生豬養殖在全世界的地位十分重要。豬肉在中國國內肉類產量和消費量占比均超過百分之六十。2017年中國生豬飼養產值接近1.3萬億，占國內畜禽(豬牛羊禽)飼養總產值比重約56.6%，生豬產業體量巨大。

　　二、中國生豬養殖產業處于規模化發展新階段

　　縱觀我國生豬養殖產業發展歷程，大致分為五個階段：

　　*階段：生豬供給嚴重不足，1949-1978年。開國后到改革開放前期，國內經濟緩慢恢復，生豬產業發展非常緩慢，市民以憑“豬肉票”消費豬肉。1978年全國生豬存欄3億頭，能繁母豬存欄2415萬頭，出欄量1.61億頭，豬肉產量789萬噸，年人均豬肉占有量8.2千克。

　　第二階段：生豬產業恢復發展，1978-1984年。農民獲得生產自主經營權，生豬養殖積極性提高，1984年生豬出欄量22047萬頭，較1978年增長37%，年人均豬肉占有量13.84千克，生豬供應緊缺程度得到一定程度緩解。

　　第三階段：生豬產業快速發展，1985-1997年。1985年生豬購銷政策全面放開，市場自由交易開始，1988年農業部“菜籃子工程”建設實施后，生豬養殖快速發展，到1997年，全國豬肉產量大幅增加至3596.3萬噸，較1990年增長58%，年人均豬肉占有量29.1千克，*超過美國年人均豬肉占有水平，這一階段生豬供給緊缺局面徹底扭轉。這一階段生豬養殖主要是年出欄500頭以下養殖戶為主。

　　第四階段：生豬產業結構調整階段，即1997-2006年。這一階段生豬產業面臨養殖效率低、收益低、飼養成本高、食品安全以及環保壓力等問題，促使生豬產業向提高生產效率、追求商品質量和優化養殖結構的方向轉變，生豬規模化養殖企業較大幅擴張，到2002年全國年出欄500頭以上規模化養殖占比接近10%，2006年年出欄500頭以上規模化養殖占比達到15%。例如國內生豬養殖龍頭企業牧原股份，1994年的生豬養殖總規模2000頭，到1997年出欄商品豬達到10000頭。2006年生豬出欄量6.1億頭，豬肉產量4650萬噸，年人均豬肉占有量35.38千克。這一階段，能繁母豬存欄增幅45%，生豬存欄增幅20%。

　　第五階段：規模化發展階段，2007年至今。21世紀以來，市場經濟發展迅速，生豬產業快速發展，受宏觀經濟、大資本涌入、疫病、國家政策調控、食品安全事件、進口肉、環保政策等因素影響，生豬供應時而充足時而緊缺，供給和需求難以達到穩定均衡，生豬和豬肉價格呈周期性大幅波動。生豬產業上到飼料供應商、疫苗獸藥供應商，中游的生豬養殖場戶，下游的屠宰加工，以及終端消費者，無一例外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風險波及。

　　2007年農業部針對生豬養殖低產出低收益，成本高、突發疫病等問題造成供應短缺豬價大漲的情況，提出《關于促進生豬生產發展和穩定市場供應的意見》，政策上大力扶持生豬產業，促進生豬規模化和標準化發展。2007年全國生豬養殖戶總數8235萬戶，年出欄超過500頭以上養殖場戶數12.5萬戶，占比全國總戶數0.15%，出欄量1.752億頭，占比全國總出欄量21.8%。

　　在2007年-2014年這一段期間，豬疫情、政府補貼、瘦肉精事件、宏觀經濟下滑等左右生豬行情大幅波動，能繁母豬存欄在2012年達到*點，之后豬價經歷漫長的下滑期。在這一階段，發展比較好的生豬養殖企業開始橫向整合、豬場收購合并、擴產。

　　2015年以來，國家新環保政策實施，生豬養殖面臨前所未有的限養禁養政策。中小養殖戶加速退出，規模養殖企業大幅擴張。數據統計顯示，生豬主產區廣東、福建、安徽、湖北、河南等主產省份退出比例*達30%。中小散戶退出，或養殖區域轉移，規模養殖企業繼續增加產能，截止2015年末全國生豬養殖戶數量降至4000萬個。2016年年出欄500萬頭以上出欄量占比達到45%。

　　2016年4月份農業部發布十三五生豬生產發展規劃，即《全國生豬生產發展規劃(2016-2020年)》，政策上指導生豬產業轉型升級和綠色發展。生豬養殖產業由橫向發展向縱向延伸，進行全產業鏈覆蓋，從產業鏈獲取利潤并分散風險。

　　三、當前中國生豬產業現狀

　　1.生豬供需結構

　　生豬的供需格局和豬肉的供需存在天然的強關聯性，生豬的供給和需求關系，也受其下游產品豬肉的供需關系影響。按照產出順序，生豬和豬肉的關系為前者是后者的基礎產品，豬肉是生豬的下游產品，兩者發生轉變的環節在于屠宰環節。

　　2.生豬養殖分布廣泛

　　我國生豬養殖分布比較廣泛，但相對集中在糧食主產區。前十大主產省為：四川、河南、湖南、山東、云南、湖北、廣西、廣東、河北、江蘇。四川養殖量位居全國首位，其出欄量占全國總出欄量10%左右，消費流向比較好。我國居民對豬肉消費習慣主要以熱鮮肉消費為主，就決定了生豬養殖地和消費地比較近。另外中東部氣溫適宜，水源方便，有利于生豬生長，中東部以及南方經濟比較發達，人口比較多，多方面原因造成我國生豬養殖主要集中在華東、華中、西南和華南。東北地區養殖量也比較大，主要供往京津冀內蒙一帶，東北地區也有養殖優勢，飼料成本比較低，鐵路陸運交通便利，地域遼闊適合規模化企業發展。

　　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經濟圈是主要消費群，豬肉調入量巨大，2016年這些經濟圈有代表性省份的豬肉供需缺口量數據顯示，上海190萬噸、廣東187萬噸、浙江151萬噸、北京131萬噸、天津127萬噸、福建77萬噸、海南76萬噸等。

　　2016年，國家發布“十三五”生豬產業發展規劃規定，將四川、河南、河北、山東、廣西、海南和重慶劃為生豬養殖重點發展區，以供北上廣深等沿海城市生豬需求。為保護水資源和環境資源，長江中下游和南方水網區的兩湖、長三角、珠三角一帶規劃為約束發展區。東北地區、內蒙古和西南地區的云南貴州地區地域遼闊，糧食資源充足，適合養殖規模化發展，增長潛力大。山西、陜西等西北地區地域寬廣、可實行規模化發展，但是受缺乏水資源、民族飲食習慣不同、養殖基礎薄弱等的限制，定為養殖適度發展區域。

　　3.養殖模式多樣

　　(1)根據生產組織模式劃分

　　主要分為散養和規模養殖，散養模式目前在我國占比在加速下滑，規模養殖占比在加速增加。規模養殖中“公司+農戶”和“公司自繁自養”兩種模式相對較多，近幾年國家政策鼓勵農民養殖合作社形式，發展也比較迅速。“公司+農戶”模式正在成為我國大型養殖企業的一種擴張方式。

　　“公司+農戶”模式是公司提供仔豬、飼料、疫苗等，生豬養殖環節由農戶完成，在養殖過程中執行統一的養殖技術、規定飼料以及疫苗的使用，并配備專業技術人員指導，根據合同將豬成品交由公司回收并進行統一銷售。公司完成銷售后根據委托養殖合同以及合作農戶的養殖管理成績等情況與合作農戶進行結算。國內生豬養殖龍頭企業溫氏股份是“公司+農戶”模式創始者并且是發展*成功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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