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種草莓雞毛菜，夏種玉米西紅柿，自給自足不外賣，這是滬郊大多農戶宅基邊自留地的用途。不過，這些年上海市崇明區港西北雙村有了新嘗試——在自愿的前提下，村里免費給農戶發放果樹苗，農戶自己種。“家家戶戶都有個小果園，開花結果時美不勝收；果子收益歸農戶，要吃要賣都可以，‘賣不動’的我們幫忙聯系渠道。”上海市人大代表、崇明區港西鎮北雙村黨總支副書記李小英說。

　　北雙村對于“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探索嘗試，是滬郊基層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縮影。郊區和鄉村面積占上海陸域總面積的85%左右，“三農”工作在上海發展版圖中占據重要位置，今年是上海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攻堅之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關于“鄉村振興”的篇幅明顯提升，“鄉村振興”也成了此次上海兩會會場內的熱門議題之一。

　　如何進一步推動城鄉融合？如何更好發展鄉村產業？如何激發鄉村“內生動力”？針對這些問題，代表委員們發表了不少真知灼見。

　　找準城鄉互動的“介質”

　　“*近我常看到一些農宅外墻上畫有墻繪，這當然很美，但這是否就能代表‘美麗鄉村’？”在上海市十五屆人大二次會議“加快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專題會場，劉海燕代表的發言有些“犀利”。鄉村振興，不等于簡單的“涂脂抹粉”，不是形象工程，更不是為了讓鄉村迎合“城里人”的固有想象，而有著更深刻的含義。

　　橫向看，“鄉村振興”不等同于“農村振興”。“‘農’對應的是‘工’，‘鄉’對應的則是‘城’。”上海市人大代表、崇明區區委書記唐海龍說，“鄉村振興”和以前的“新農村建設”有明顯區別，以往強調的是讓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進村、改善農村的生產生活條件，而“鄉村”是一個比“農村”更開放的概念，需要和城市間產生更多聯系，人員、資金、信息等要素的“城鄉對流”應更密集。

　　縱向看，當下提“鄉村振興”符合社會經濟發展規律。唐海龍說，新中國成立后，鄉村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計劃經濟階段，由于工農業產品存在價格“剪刀差”，體現為農業支持工業建設；改革開放后，由于“人口紅利”因素，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這兩個階段里，都是農村要素單向往城市流動。如今，則真正到了城鄉要素雙向流動的階段，提出‘鄉村振興’恰逢其時。”

　　余思彥代表認為，談及“鄉村振興”，不能落入一個常見的思維窠臼：“不能老想著城市能‘給’農村什么，而要想城鄉之間能‘交換’什么、城鎮居民和郊區村民到底需要什么。城鄉交流和互動，要找準‘介質’和對接點。鄉下阿婆家香噴噴的菜飯，農戶自制的咸肉，農家習以為常的東西，到了城市往往稀奇，這些都能成為城鄉互動的‘介質’。”

　　填補城鄉鴻溝，重塑城鄉關系，是“鄉村振興”的重要任務。張小弟代表認為，鄉村振興絕不是只追求單一的農業經濟振興，更不是延續簡單的工業化思維。“鄉村振興的本質內涵是鄉村現代化，是鄉村社會經濟的全面重構，鄉村產業不等于農業，在鄉村居住的人不等于農民，上海應該打造國際*的現代化鄉村。”

　　以“跨界”視角思考鄉村功能

　　鄉村產業發展要提高“經濟密度”，關鍵是發展高端農業，這是應光偉代表的建議。“在和以色列農業專家交流時我了解到，以色列以不到3000平方公里的農業用地、不到20萬農民，供應了歐洲40%左右的蔬菜，比較下來，他們的農業經濟密度是我們的數十倍。”

　　上海市人大代表、奉賢區委書記莊木弟認為，鄉村可以是旅游、生態、綠色產品、莊園總部等各種業態的承載地，應以“跨界”視角去思考鄉村功能，田園綜合體、城市綜合體、產業綜合體應聯動發展，真正提高“畝產”。“應進一步推動國有資產、集體資產、社會資本聯動，強化股金、租金、稅金聯動，切實提升集體資產經營能級。”

　　要提高“密度”，必須在增大“質量”的同時縮小“體積”。就“質量”而言，周瑜代表認為上海應在農業智能科技方面做更深入的探索。“上海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心，農業科創也是重要組成部分。現在滬郊一些地方水果可由智能機器人采摘，大棚里的溫度、濕度等數據由傳感器實時收集，可實現自動灌溉，這些新的農業技術、農業發展理念應該輻射到長三角乃至全國。”上海市人大代表、嘉定區區委書記章曦也表示，上海要進一步提升農業科技化水平，加強物聯網等信息技術在農業生產中的應用，同時加大農產品品牌建設力度，進一步做優做強馬陸葡萄、華亭哈密瓜等已有品牌。

　　讓“村外人”參與“村里事”

　　“鄉村振興，關鍵在人，先要解答‘為了誰振興’‘依靠誰振興’的問題。”上海市人大代表、金山區委書記趙衛星介紹，2018年，金山區推進國家新型職業農民激勵計劃試點區建設，培訓新型職業農民744人。“農民自身的力量不容忽視，農業要發展，必須加強農民自身的職業能力。”

　　上海市政協委員顧德平也表示，農民增收不能只靠種田，應加快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同時應拓寬農民創業渠道，培育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就業崗位，讓農村富余勞動力能放下鋤頭、離開田頭，走進企業和工廠，實現穩步增收。

　　近年來，隨著生態環境日益改善，上海鄉村對都市人的吸引力越來越強。市人代會上，擁有萬千媽媽級“粉絲”的柏萬青代表忍不住稱贊自己去過多次的朱家角古鎮：“大家都說好！吃得好、買得好、逛得好。如果再把民宿搞起來，讓大家住上兩天，一定能大幅度帶動當地農民增收。”柏萬青建議，鄉村振興，農民本身不能袖手旁觀，市民也不能袖手旁觀，雙方要積極互動，讓需求和供給“接榫”。

　　上海市人大代表、金山楓涇鎮黨委書記張斌介紹，目前鄉村主力人群年齡段在50到70歲，未來鄉村要發展，必須重新建立三支力量：“一是受過高等教育的返鄉‘農二代’，他們深諳互聯網營銷手段；二是有些積累以后返鄉的農村務工人員，他們了解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和喜好；三是專業型的、規模型的農業龍頭企業。”他建議，要像培養大學生村干部一樣，培養“大學生農民”，讓“村外的人”參與“村里的事”。

　　李小英代表進一步提出，希望市級相關部門完善基層人才政策，對留住鄉村人才、培養好“大學生農民”和村干部，出臺更多保障性措施。“比如在農村崗位上設置社工待遇、事業單位待遇的崗位，提高激勵，讓想干事、要干事、肯干事的人更有勁頭，讓一批想扎根農村的大學生有奔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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