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2歲的蓋鈞鎰,還時常下到田間地頭。身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大豆遺傳育種學家,他將一個甲子的歲月獻給了我國的大豆事業,為的就是“讓老百姓吃著中國豆子打出的豆漿、磨出的豆腐”。
搜集、整理大豆種質資源2.5萬余份,主持參與育成了20多個大豆新品種,在長江中下游推廣種植5000多萬畝,實現產業化……上周末,在位于南京農業大學的國家大豆改良中心里,這位“大豆院士”和科技周刊記者聊起了自己的科研人生路。
立志報國為民研究中國人自己的大豆種質資源庫
1953年,蓋鈞鎰高中畢業上大學,想學理科的他機緣巧合,以優異的成績被錄取在南京農學院(南京農業大學前身)。回憶當時,他說:“在高中時,我就立志長大要當科學家,通過科學來強國,為國家做出貢獻。”
在這里,他幸運地遇到一批*農學家,聽了育種課后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時的南京農學院聚集了一大批農學方面的專家,名師薈萃,師資雄厚。這些老師都曾留學國外,滿懷著對祖國的熱愛回國支援新中國的建設。
蓋鈞鎰師從著名的大豆遺傳和試驗統計學家馬育華教授,當年,馬教授在南京農學院重新建立了大豆育種計劃,開展了江淮下游地區大豆地方品種研究、大豆新品種選育和大豆數量性狀遺傳研究,也將蓋鈞鎰引進了大豆科學的大門。
1963年,蓋鈞鎰又報考了馬育華教授的研究生,在上世紀60年代初參加育成并推廣了南京農學院*批大豆新品種南農493-1等。上世紀70年代初期,他育成的南農1138-2品種在長江中下游地區推廣獲得成功。
“很幸運,趕上了好時候。”蓋鈞鎰說。1980年,他又迎來人生的轉折點。南京農業大學推薦去考首批國家公派出國訪問學者,英語較好的他獲得了去美國進修的機會,赴美國衣阿華州立大學擔任客座助教。
在美國兩年半的時間里,蓋鈞鎰考察訪問了美國大豆產區12個州的大學。他發現美國大豆專家在到處收集中國大豆的種質資源,美國人用中國的大豆種質資源做進一步科研,然后再過來掙中國人的錢。看到這種狀況,蓋鈞鎰意識到中國的大豆種質資源是寶貴的財富。“而當時的中國作為大豆原產國竟然沒有系統研究收集,那時我就暗下決心,一定要研究中國自己的大豆種質資源。”蓋鈞鎰回憶道。
回國后,蓋鈞鎰確定了以大豆遺傳資源作為重點的大豆遺傳改良研究方向。他安排學生去南方農村收集,寒暑假學生回家時,也請他們幫忙收集大豆種子。上世紀80年代至今,蓋鈞鎰的研究團隊收集到兩萬五千種左右大豆種質資源,并建立大豆種質綜合性狀數據庫,其規模僅次于中國國家種質庫和美國農業部的大豆種子資源庫,為中國第二,世界第三。
如今,他的科研團隊收集大豆種質資源的腳步仍沒停歇,因為在很遠的西南山區,還有大批的傳承幾千年的大豆種質資源等待收集。在蓋鈞鎰心中,收集中國原產地的大豆種質資源,就是在積累國家財富。
產業差距明顯
他找到了中國大豆高產優質的“密碼”
雖然大豆育種取得階段性成果,但從全國層面來看,大豆還是要從國外進口。自1995年開始,作為大豆原產國,我國種植面積和單產遠低于世界發達國家,已從大豆凈出口國變為了世界大豆*進口國。“2017年,我國大豆凈進口量更是高達9542萬噸,是國內產量的近6倍。”我國大豆產業的尷尬境地無時無刻不揪著蓋鈞鎰的心,“中國人的飯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大豆培育這個工作必須持之以恒做下去。”
“我國大豆單位面積產值較低,對農民來講,種植大豆的收益遠遠比不上水稻等其他作物。”蓋鈞鎰說,我國進口農產品關稅極低,這對中國大豆產業影響很大,中國生產一噸大豆成本是3000元,而美國才2500元,不加關稅,根本無法競爭。
“和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大豆基礎科研上還存在較大差距。從研究來看,從美國進口的大豆,它的血緣來自中國東北。中國東北的大豆到美國不到100年的時間里,經過研發投入,已經培育出產量超過我國的品種。”蓋鈞鎰表示,我國大豆研發的力度有待進一步提高。
蓋鈞鎰將高產作為我國大豆產業的突破口,除通過常規育種方法選育品種外,還探索通過選育高產理想株型來達到高產突破的目標,主持和參加育成南農88-31等20多個大豆新品種在長江中下游和黃淮部分地區推廣5000多萬畝,大豆畝產提高10%。在他和同事的努力下,南京農業大學被批準建立“國家大豆改良中心”。
加快科技體制改革
不要用一把尺子量所有人
“科技要跟產業緊密結合,對人才評價也應有不同的標準,不要用‘論文’一把尺子量所有人,這會導致醫生不會看病,農學家不會種地。我們搞農業的要多走到田間地頭,觀察研究。”蓋鈞鎰認為,科技政策也需要緊跟國家發展進行調整。他舉例說,部分管理人員崇尚記分制,發表多少篇論文就記多少分。作為大豆產業技術研究人員,常年工作在田間地頭,培育出新的品種,但是不算分,*終落敗于只寫“論文”的人,結果沒有人愿意為產業做貢獻。蓋鈞鎰建議,評價體系需進一步改革,評價農業科技從業人員,應當結合他的實際工作,寫論文算分數,培育新品種的貢獻也要算分數。
“科技管理部門的主要精力集中在行政管理和瑣碎事務,但在*和應用科學發展戰略上,沒有專門隊伍做全面研究和設計,沒有專門部門管理。”蓋鈞鎰認為,中國的科技體制應把應用技術研究推向各個產業部門,比如農業部門管農業應用科技,水利部門管水利應用科技。國際科技競爭非常激烈,國家要特別加強高端科技的研發,科技部門要有一批戰略科學家為國家提供戰略決策意見,而將產業實用技術委托產業部門去推動。
蓋鈞鎰表示,國家大豆改良中心設在南京農業大學,團隊要聯合全國大豆科技人員共同努力,重點在選育突破性優良品種,研究發揮優良品種產量潛力的技術,不斷提高我國大豆生產的能力。目前美國的大豆平均畝產量能夠達到200公斤,而我國的平均產量只有125公斤,差距較大,我國大豆科學技術投入還處于劣勢,還需奮起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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