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寯始終相信，中國園林具有獨特的審美邏輯。他斷言：“中國園林必不見有邊界分明、修剪齊整之草坪，因其僅對奶牛頗具誘惑，實難打動人類心智。”

　　祖父童寯去世時，童明15歲。他知道祖父是厲害的建筑師，但不清楚他在做什么，“他寫的那些東西究竟是為了什么”。

　　童寯曾與同行梁思成、劉敦楨、楊廷寶并稱“建筑四杰”。他早年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系留學，回國后設計了南京的國民政府外交部大樓、上海大戲院、首都飯店等重要的建筑。

　　園林是童寯的興趣所在。1937年出版《江南園林志》時，他已經在數年中利用周末遍訪江南名園。同年，他應林語堂主編的英文雜志《天下月刊》之約，撰寫三篇介紹中國文化的文章，專門介紹中國園林的那一篇卻未獲發表。這樣的文章，童寯一直寫了許多年，有些同樣未能出版。

　　直至晚年，童寯得以將那些英文文章結集成書，題為《東南園墅》。1982年，童寯因膀胱癌病重入院，轉診北京，每天在病床上堅持訂正《東南園塾》等著作的書稿。打點滴時，他囑咐醫生們：“你們打我的腳，別打我的手，打我的手，我就不能寫字了。”

　　1983年3月，童寯沒法寫字了。他在病床上口述全書結尾，由童明的哥哥童文代為記錄，一同完成《東南園墅》。它的成書時間經歷了漫長的50年。

　　童寯與梁思成、劉敦楨、楊廷寶并稱“建筑四杰”。作為中國*代建筑師，參與國民政府南京外交部大樓、上海大戲院等建筑設計。童寯也是近代研究中國古典園林*人，著有《江南園林志》《東南園墅》等作品。

　　《東南園墅》完成兩周后，一個中午，童寯的病情驟然惡化，童文正在病床旁邊。“當時爺爺的眼神特別絕望、掙扎，不肯去的狀態，并不是怕死的感覺，仿佛在說怎么突然就走了，有一堆書沒有弄完。”他把當時的情景轉述給了童明。

　　到了1986年，“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觀念正流行，童明在高考志愿表上填報了數學專業。表格上交不久，童明接到三爺爺童村的電話。三爺爺嚴肅地提出要求：一定要將專業改成建筑！他希望，家族*小的孫輩能繼承哥哥童寯未完成的事業。

　　1993年，童明從東南大學建筑學專業拿到碩士，開始幫助出版社整理童寯的文集。梳理祖父留下的大量手稿、筆記時，他慢慢地了解了祖父的志向。他現在是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繼承了祖父的事業。

　　2018年10月，童明重譯的《東南園墅》出版。1997年東南大學建筑系建系70年之際，《東南園墅》出版過中文譯本，但童明總感覺有些遺憾。他自己擔任翻譯時，希望用文言文呈現往昔的園林世界。

　　1930年代，童寯遍訪江南園林。當時一些園林廢棄，沒有主人，如果遇到守園人，童寯就給他們塞一些錢，征得同意后進去參觀。

　　1960年代，《江南園林志》出版時，童寯堅持用豎版繁體字。書中收錄了大量童寯自己拍攝的園林照片及手繪園林圖，此為其中一張草圖。

　　將“情趣”保持到生命的*后

　　童明的好友、建筑師王澍是*早讀到《東南園墅》之前譯本的人之一。他從前認為江南園林老套重復，于今天已經失去意義，這本書令他改變了看法。一年里，他反復閱讀六遍。

　　書中有一句話令王澍印象深刻，即童寯質問假山石上的洞：“一個正常的人怎么能住進那么小的洞中？”王澍“渾身一激靈，腦袋轟的一下”。他頓悟，問題看似幼稚，但切中園林語言的特殊邏輯，深淺、進退、開闔、高下、疏密、大小等術語這樣“才會有活的意義”。

　　“童先生的討論才是真正懂中國畫的人的討論，只有這種討論才對我有意義。”王澍在《東南園墅》新譯本的序言中寫道，“童先生這種天真發問的精神，居然能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一直保持到生命的*后。這就見出‘情趣’一詞的重要。”

　　“建筑師的道路總是困苦艱難，什么能支撐你一直有感覺地做下去？是什么理論嗎？重大價值嗎？方法嗎？”王澍的答案是“情趣”，它之于園林營造也是*重要的。

　　對童寯來說，保持半個世紀的“情趣”尤其困難。

　　1931年，梁思成離開東北大學，前往北平主持中國營造學社。臨行前，他將建筑系主任的工作移交給童寯。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大學被迫關閉，童寯計劃攜全家去北平避難。抵達北平不久，他應好友陳植邀請，赴上海建筑事務所工作。

　　童寯成長于東北，對江南頗為陌生，工作之余*的樂趣便是逛園林。周末，他總是帶著紙筆、卷尺和蔡司依康大號照相機，去上海及周邊城市調研園林。他往往在園林中勾留整日，偶爾帶上兒子童詩白。時局紛亂，很多園林荒蕪已久，淪為無主之地；若遇人看守，他就給對方塞些錢，征得同意后才參觀。他還曾被誤認為日本奸細，給人抓進了警察局。

　　相機后來換成一臺更*的萊卡，童寯花了200元，當時能買大概50袋面粉。他拍攝了很多園林照片，沒有彩色膠卷，有時就畫在紙上。

　　1935年前后，兩位紐約建筑師先后訪問上海。兩趟旅行都在紫藤盛開的季節，他們一定要參觀蘇州園林，童寯和陳植便陪同前往。“在我還未曾作介紹以前，即發現他們自發地對中國景觀藝術的審美獨特之處作出反應，令人驚訝。”童寯在《東南園墅》前言里寫道。童明推測，這可能是童寯系統研究中國古代園林的開端。

　　童寯始終相信，中國園林具有獨特的審美邏輯。他在書中斷言：“中國園林必不見有邊界分明、修剪齊整之草坪，因其僅對奶牛頗具誘惑，實難打動人類心智。”

　　五年時間里，童寯基本上靠雙腳走遍了江蘇、浙江兩省27個縣市，調研109處私家園林，在1937年寫成《江南園林志》。梁思成、劉敦楨等同行對此頗為贊賞，認為童寯開辟了嶄新的研究方向。然而，這本書即將出版時，“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全面入侵。戰亂當中，童寯的手稿、照片和測繪圖紙被輾轉送到天津，存放于英國麥加利銀行的保險柜中，后來它們又因大水浸泡而有所損壞。直至1963年，《江南園林志》才得以出版。

　　童寯在南方開拓中國園林研究時，梁思成、林徽因等營造學社成員在北方發現了唐代木構建筑佛光寺。20世紀初，日本學界流傳一種觀點：中國境內沒有唐代古建，想看唐代古建必須到日本奈良。佛光寺的發現，糾正了這一錯誤觀點。

　　《東南園墅》的寫作，也有類似的原委。1970年代，一位西方學者寫信詢問童寯：中國園林是不是從日本傳過去的？“我要寫一篇東西，我們這方面的書太少，日本這方面的書特別多，所以西方人誤認為中國園林受到日本影響，本末倒置。”在《長夜的獨行者》一書中，童明的妻子張琴追述了童寯當時的反應，“要寫就寫小冊子，跟旅行社、旅游部門掛鉤，可以擴大一點影響”。

　　東歐一位學者寫作關于世界造園藝術的英文著作時，請童寯審校其中有關中國古典園林的內容。1997年版《東南園墅》的編輯晏隆余記得，當時童寯重病住院，7月南京又格外炎熱，他在病房里校對得大汗淋漓。即便有些部分晏隆余已經幫忙核對，他還要再次核對。審校完成后，他讓晏隆余立即寄回給東歐學者，因為這也是向世界介紹中國的園林文化。

　　整理童寯書稿二十余年，童明*驚訝祖父的學習能力。從《江南園林志》到《東南園墅》的所有工作都由童寯一人完成，他還閱讀了大量文獻，《江南園林志》附錄文獻列舉的就有37項，包括班固的《漢書》、沈括的《夢溪筆談》、計成的《園冶》和沈復的《浮生六記》等。

　　“《東南園墅》也應該受到沈復的《浮生六記》的影響，很詩情畫意，他都非常熟透。”童明向南方周末記者感慨，“這四年時間，效率太高了，我們現在四年里面一個人完成一篇博士論文，好像都很吃力。他從零開始，沒有任何積累，就是30歲的時候。”

　　1930年代，已入職華蓋建筑師事務所的童寯與一批上海建筑師在江蘇無錫梅園觀賞游覽。

　　“像神一樣坐在那里”

　　1950年代，童寯停下了建筑師工作，前往南京工學院建筑系從教。夫婦倆與兒子童林夙一家搬進南京文昌巷52號，那是他專門為妻子關蔚然設計的住宅，取名“陋室”。

　　如今，與周邊的商鋪和車流相比，“陋室”略顯落寞。南方周末記者幾乎沒有發現那里是童寯故居。生銹的大門旁，斑駁的白墻上刻著說明文字：江蘇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童寯住宅。

　　童明就出生在這座老房子里。1968年，童寯的教學與科研機會一并遭到剝奪。在他的記憶里，祖父那時候是不易親近的。他總是遠遠望著祖父孤獨的背影，老人“像神一樣坐在那里”。他很畏懼祖父，大氣都不敢出，“家里所有人走路都是躡手躡腳的”。

　　當時，童寯在內的教師們要排隊挨個從系里領工資。領錢的時候，每個人都要被重重敲一下頭，只聽聞一句：“你們是吸血鬼”。而據童寯的學生鐘訓正回憶，那時“看童老跳舞倒成了*的開心與逗樂。”童寯和很多老師一樣，被要求跳一種當時“流行”的舞蹈，他不像其他人那樣偷懶或裝樣子，很認真地完成每一個動作，有時還多做一些，很多路人忍不住駐足觀看。

　　“文革”末期，南京工學院籌備復課招生，很多人提出應該取消建筑系，將其與土木系合并。學校“宣傳隊”領導來征求意見，童寯回應：“建筑系和土木系有根本區別，如果兩系不并地球就不轉的話就并，不然建筑系還是要辦！”

　　“他們當時創建的這一套路線或者說發展趨勢，如果能夠堅持三四十年，我覺得應該能夠結出很多的果實，不僅僅是建筑行業了，可能還有其他許許多多的行業、專業。”回溯往昔，童明頗為無奈，“很可惜，這個斷掉了。”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城市一下子沸騰起來。童寯依舊待在家看書，沒有上街參與慶祝。童明依稀記得，那天晚上家里煮了雞湯，在餐桌上，祖父顯得非常不一樣，好像突然間松弛了下來。

　　1932年到1937年期間，童寯在江蘇、浙江兩省27個縣市，勘察研究109處私家園林。此圖為童寯夫婦攜子童詩白在園林中留念。

　　“后人總比我們聰明”

　　1979年，南京工學院建筑研究所成立，童寯擔任副所長，逐漸恢復學術工作。他進入了人生的*后五年時光。

　　年近八旬的童寯每天早上五點起床，早飯后就坐在桌前看書。等到學校圖書館開館，他步行30分鐘到學校。學校領導希望派車接送，被他拒絕。實在走不動了，他才讓兒子童林夙購買一輛三輪車，每天載他去學校圖書館。

　　童寯讀書要做筆記，小字密密麻麻地聚集在筆記本上，童明整理書稿如同破譯密碼。童明猜測：“也許是為了把信息密集，效率比較高，否則還得翻頁，效率就比較低了。”

　　*后五年，童寯過得非常匆忙。除《東南園墅》，《新建筑與流派》《蘇聯建筑》《日本近現代建筑》等關于西方現代建筑的專著都是他爭分奪秒的成果。作為西方現代建筑的啟蒙讀物，1980年出版的小冊子《新建筑與流派》成為改革開放以后十幾年建筑專業學生的共同記憶。

　　在童明看來，童寯非常孤獨，不僅在園林方面缺少知音，“可能在很多其它方面沒有”。童文看完《東南園墅》后，童寯問他感想。童文老實地回答自己看不懂，還一連向童寯提出三個問題：為什么要寫這本書？有多少人愿意看？有多少人看得懂？童寯當時抓緊童文的手，身體劇烈顫抖。平復很久后，他才緩緩地回答：“后人總比我們聰明。”

　　方擁是童寯1982年招收的碩士研究生，方向為建筑歷史。離世前*后一年，童寯依舊每周兩次請學生去家里，一起討論問題。方擁當時才近而立之年，與童寯對話時壓力很大，就請求老師把討論縮減為*。后來，童寯給他開列書單，讓他閱讀《古文觀止》和《世界史綱》。

　　童寯用英文寫作《東南園墅》，是希望改變歐美對中國園林的認識。提起這個愿望，童明流露出失望：“無所謂改變不改變，實際上這個認知幾乎是零。并沒有改變，并沒有太多地讓世界去知道這件事情，它的特殊含義以及它發生、發展的原理。”

　　在美國的圖書館中查閱與園林相關的書籍資料，童明發現，日本園林研究占據東亞研究著作的90%，關于中國園林的書籍只有一兩本，并且都是畫冊。他看到，園林專業現在主要設置在林業學校，被當作植物學學習。園林專業被泛化，與景觀系統、公園系統和植物學系統等同起來，“就像街頭巷尾種兩棵樹、種兩棵草，這就是園林。”

　　不久前，童明與國內幾處知名園林的負責人交流，得知有的園林里一棵臘梅花枯死，沒有人懂得怎樣補上去，只是去市場上買回去往上一種。“如果一座假山壞掉，有沒有能力再去復原、維修？更何況再去讓它再生？”他困惑地問道。

　　而“我們能否再造一個拙政園”這樣的問題，已經存在了許多年。

　　不難理解，童寯的一條闡述為什么值得后人反思：“中國園林中，建筑如此賞心悅目，鮮活成趣，令人輕松愉悅，即便無有花卉樹木，依然成為園林。”那時，他正當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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