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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農業起源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轉折點。農業的出現標志著人類開始擁有主動改造自然的能力，從而在有限的空間內獲得充足、穩定，但品種相對單一的食物來源，促使定居生活出現、人口數量急劇增長、生產力大幅提升、生產關系加速轉變，從此人類社會發展進入快速道，為古代文明的形成奠定了物質條件和經濟基礎。然而，農業的起源與發展也造成了生態環境惡化，植被破壞、水土流失、自然災害加劇，以及營養成分單一的谷物導致人類體質下降，定居生活帶來衛生條件惡化，人口密度引發傳染病泛濫，等等。正因為農業起源在人類社會發展長河中具有如此重大的意義，所以有關農業起源的研究歷來是國內外學術界關注的熱門課題。

　　世界上有四個農業起源中心區，即中國、西亞、中南美洲和非洲北部，現今重要的農作物和家養動物都源自這四個中心區。起源于西亞的有小麥、大麥、黑麥等谷物，蠶豆、豌豆、鷹嘴豆等豆類作物，卷心菜、胡蘿卜、蔥頭等蔬菜，亞麻、油橄欖等經濟作物，以及山羊、綿羊、黃牛等家養動物。起源于中南美洲的有玉米、馬鈴薯、紅薯等糧食作物，刀豆、利馬豆等豆類作物，西紅柿、辣椒、南瓜、西葫蘆等蔬菜，花生、煙草、棉花等經濟作物，以及羊駝等家養動物。起源于非洲北部的有高粱、龍爪稷、珍珠粟、非洲水稻等谷物，豇豆、扁豆等豆類作物，咖啡等經濟作物，以及家養動物毛驢。中國農業起源中心區為世界作出的貢獻包括水稻、粟、黍、蕎麥等谷物，大豆、紅小豆等豆類作物，白菜、蘿卜、冬瓜、蓮藕、山藥等蔬菜，茶葉、大麻等經濟作物，以及豬、雞等家養動物。

　　考古發現證實，中國農業起源中心區可分為兩條源流：一是以沿黃河流域分布的，以種植粟和黍兩種小米為代表的北方旱作農業起源；二是以長江中下游地區為核心的，以種植水稻為代表的稻作農業起源。此外，考古發現還揭示，在中國可能存在著第三條獨立的農業起源源流，即分布在珠江流域地區的以種植芋頭等塊莖類作物為特點的熱帶原始農業起源。

　　二

　　農業是指人類利用植物和動物的生長發育過程獲取生活資源的生產行為。廣義的農業涵蓋了所有以生物為生產對象的產業，如種植業、畜牧業、林業、水產養殖業等；狹義的農業僅包括種植業和由種植業提供飼料來源的家畜飼養業。農業起源的研究主要針對狹義的農業。

　　從生物進化論的角度講，農業起源是人與植物和動物之間的協同進化過程（co-evolution）。在這個進化過程中，人與自然界某些植物或動物之間的相互依賴性逐漸加強，*終這些植物和動物進化成為必須依靠人的幫助才能進行正常再繁殖的特殊物種，即栽培作物和家養動物；而人類社會也相應進入必須依靠農作物和家畜家禽為基本生活資料來源的社會發展階段，即農業社會。

　　從歷史唯物論的角度講，農業起源是人類社會的技術和經濟的發展過程。農業是由采集狩獵演變而成的，在這個演變過程中，采集狩獵在人類社會經濟生活中的比重日漸衰落，農業生產的比重不斷增強，*終以農作物種植和家畜飼養為代表的農業生產取代采集狩獵成為社會經濟的主體，至此人類社會發展進入農業社會階段。

　　由此可見，不論是依據生物進化論還是根據歷史唯物論，農業起源都應該是一個非常漫長的漸變過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驟然變革。這個觀點得到了考古發現的證實。考古資料顯示，中國農業起源的過程經歷了數千年之久，大約起始自距今一萬年前，完成于距今五千年前后。

　　三

　　根據考古出土植物遺存及分析結果，一萬年前生活在中國北方黃河流域的和南方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古代先民分別開始耕種某些籽粒可食用的草本植物，具體講，北方是粟和黍，南方是稻。在農業起源研究中，耕種（cultivation）是一個特定概念，指人類為了有利于植物的生長而采取的一系列行為，例如平整土地、燒荒翻耕、播撒種子、除草澆灌等。但是，人類*初開始實施某些耕種行為的目的僅是為了提高采集獲取量，而不是有意識地改變植物的生物特性，所以那些*初被耕種的植物在生物特性乃至形態特征上應該屬于野生植物。根據進化論觀點，栽培作物的馴化是在人類耕種行為影響下的植物的進化過程，既然是進化過程，表現在植物生物特性和形態特征上的變化應該是非常緩慢的漸變過程。總之，在農業起源過程中，人類耕種行為的出現早于栽培作物的出現。耕種行為是栽培作物馴化的前提，也是農業生產形成的先決條件，所以人類耕種行為的出現標志著農業起源這個漫長過程的開始，中國在距今一萬年前后出現的人類耕作行為可以被看作是農業起源過程的起始階段。

　　距今8000年前后是中國古代農業起源過程的關鍵階段，不論是在北方還是南方都發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早期農業生產的考古證據。例如，在一系列重要考古遺址發現的定居村落遺跡、原始農業生產工具、顯現栽培作物特性的農作物遺存（北方地區是粟和黍兩種小米，南方地區是水稻）、間接反映農耕生產的田間雜草以及表現出馴化特征的家養動物遺骸（狗和豬），等等。這些考古證據清楚地說明，當時中國古代先民已經從事農耕生產，并開始飼養家畜。但是，根據考古出土動植物遺存的量化分析結果發現，當時的人們依舊憑借采集狩獵獲取主要食物來源，屬于農業范疇的農作物種植和家畜飼養僅是輔助性的生產活動，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在整體上呈現出以采集狩獵為主、以農耕生產為輔的特點。

　　在中國北方地區，距今7000—5000年間的仰韶文化是古代文化高速發展時期，在渭水流域、汾河谷地、伊洛河流域等幾大黃河支流地區發現的屬于仰韶文化時期的考古遺址已多達2000余處。根據*新的動植物考古發現和研究，在距今65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早期（半坡時期），種植的粟和黍兩種小米以及飼養的家畜已經成為人們的重要食物資源，但卻不是*的食物來源，仍然需要通過采集狩獵獲得食物補充。隨著仰韶文化時期生產技術和社會的發展，農耕生產比重逐漸增加，采集狩獵作用逐漸降低。到距今55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期（廟底溝時期），通過采集狩獵獲取食物資源的必要性已微不足道，以種植粟和黍兩種小米為代表的旱作農業生產終于取代采集狩獵成為仰韶文化的經濟主體，至此中國北方地區正式進入了以農耕生產為主導經濟的農業社會階段。考古發現顯示，仰韶文化在廟底溝時期表現出了躍進式的快速發展勢頭，遺址數量顯著增加，分布區域大幅延伸，文化影響范圍擴張，聚落等級分化加劇，等等，這些突發的社會和文化現象應該與農業社會的建立直接相關。

　　在中國南方地區，距今7000—6000年間的河姆渡文化也仍然處在農業起源的過程中。新的考古發現揭示，雖然稻作生產已經成為河姆渡文化社會經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通過采集獲得的橡子、菱角、芡實等野生植物仍然是當時不可或缺的食物資源之一。漫長的稻作農業起源過程在良渚文化時期終于完成。良渚文化是分布在環太湖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測定年代在距今5200—4300年間。良渚文化時期環太湖地區的考古遺址數量驟增，反映出人口大幅度增長，說明當時社會經濟已經擺脫了采集狩獵，因為只有依靠農業生產才能維持在相對狹小區域內聚集的大量人口的生存。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在良渚文化分布的核心區域即浙江余杭發現了一座宏偉的良渚古城，城墻分內外兩重，其中內城墻的周長6.8千米，墻基寬50——100米，用大卵石鋪墊，墻體用草裹泥包壘砌，高度不詳。在古城的北部和西北部還發現了一個由11條防洪大壩組成的大型水利工程，綿延10余千米。一個距今5000年前的區域性的古代社會群體竟然有如此強大的社會組織能力，抽調大量勞動力從事與基本生活資料生產無關的建筑工程，這清楚地反映出當時的稻作農業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農耕生產技術提高，水稻單位面積產量增加，所以僅需要投入一部分社會成員從事農業生產就可以為全體成員提供充足的糧食。由此看出，至遲在良渚文化時期長江中下游地區也完成了由采集狩獵向農業社會的轉變。

　　四

　　值得指出的是，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不僅是稻作農業社會建立的象征，也是中華古代文明出現的重要標志。

　　一系列*新考古發現揭示，在良渚文化時期長江下游地區出現了*重大的社會變革。例如，良渚古城和大型水壩的宏偉建設工程，反映出良渚文化擁有完善的、有效的、凌駕于群體之上的社會組織體系和管理機構。反山遺址大型貴族墓葬與其他遺址小型墓葬在墓葬規模和隨葬品多寡上表現出的強烈反差，以及在良渚古城內發現的高大壯觀的莫角山宮殿區，反映出良渚文化存在著嚴重的貧富分化和社會等級。瑤山和匯觀山祭祀遺址出土的大量精美玉器，特別是其中用于祭祀的玉琮和表現戰爭權威的玉鉞，反映出良渚文化出現了神權和王權的觀念和意識。這些考古證據說明，良渚文化具備了早期國家的基本要素和特征。國家的建立是古代文明社會的核心標志，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已經進入到古代文明階段。

　　稻作農業社會的建立和古代文明的出現同時發生在良渚文化時期，這傳達了一個重要信息：農業起源與文明起源應該是一個相互銜接的、一脈相承的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稻作農業社會的建立為古代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古代文明的形成反過來又促進了稻作農業生產的發展。

　　與中國并列為四大文明古國的古巴比倫、古埃及和古印度都是建立在以種植小麥和大麥為特點的麥作農業基礎之上的，而良渚古代文明則建立在以種植水稻為特點的稻作農業基礎之上。起源于中國的稻作農業經數千年發展，逐步形成了特有的稻作農業體系，包括農耕生產技術、谷物加工方式和蒸煮粒食習慣，以及與之相應的社會結構、思想觀念和文化傳統。在稻作農業體系和傳統之上建立起的良渚古代文明乃至中華文明應與建立在麥類作物農業體系之上的其他古代文明有所不同，這是今后需認真探討的理論問題。可以確認的是，中華古代文明的特色在中國古代農業起源的過程中就已經開始顯現并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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