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5月10日北京開放糧油價格*天，朝陽區西石門糧店的店員在登記注銷*后一批糧票。北京流通了幾十年的糧票油票宣布作廢。“糧票退出家庭，是一個時代的開始。”77歲的白少川感慨地說。白少川在北京糧食部門工作39年，直到退休，曾任北京市糧食公司總經理、黨委書記，著有《北京糧票簡史》一書。

　　糧食行業的發展變化是改革開放40年的縮影。的確，糧票曾經是人們每天都不可分離的“飯碗”，經歷過糧票年代的人都有著深刻的回憶。而自改革開放以來，物質逐漸豐裕，我國經濟也逐漸走向繁榮，糧票也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家里的白面優先給親戚吃

　　講述人：邱秀英 79歲 當年職業：建外旅社客房服務員清晨7時，東壩泓鑫家園，79歲的邱秀英起床到廚房給自個兒準備早餐——揪面片。愛吃面食的她也會做很多面食：包子、餃子、面條等都不在話下。話題轉到“糧票”上，邱秀英說，那個時候的回憶太多了——1978年，當時39歲的邱秀英住在左安門內向新西里，在建外旅社做客房服務員，“我們這種工作屬于輕體力的，當時定量是一個月32斤糧票，其中有20%的白面，我婆婆是沒有工作的，當時定量一個月是28斤，我記得上世紀60年代的時候我婆婆28斤都不夠吃的，后來還補了半斤豆票，可以買黃豆。”

　　當時邱秀英是家里當家的，隨身都帶著糧票，由于沒有錢包，她就夾在自己的工作證里。不過有*，這工作證竟被人偷了，邱秀英當時急得直上火，“這糧票真是家里的命啊，丟了可怎么辦啊，我真的急壞了。”還好，后來這糧票讓公安人員給找回來了，邱秀英覺得“命”回來了，自那次后，她看糧票看得更緊了，生怕再丟了或被人偷了。

　　用糧票的年代，邱秀英家里常吃的就是“兩樣面板條和金銀卷”，“兩樣面板條”就是用白面和棒子面混在一起搟的面條，因為有棒子面，所以不能搟長，一長就容易斷，家里就叫做“板條”。金銀卷也是用棒子面和白面一起做的花卷。有*家里孩子過生日，邱秀英做了白面條，孩子們高興壞了，“哧溜哧溜”地吃起來特別帶勁兒。邱秀英說，那是破例，一般白面條都是家里來朋友或者親戚時招待他們用的，“我總不能讓別人吃棒子面吧，我都緊著他們吃白面。”

　　如今，邱秀英的面食是變著花樣吃，“現在是努力就有錢賺，就有飯吃，想吃啥吃啥，物質特別豐富，好多以前沒有聽說過的，咱都能吃上，哪里還用得上糧票。”

　　糧店門前排長隊是城市一景

　　講述人：張文彥 60歲 當年職業：牛街*糧店售貨員今年60歲的張文彥從58中一畢業就分到糧店工作了。1978年那會兒，他在牛街*糧店當售貨員專門賣糧食，“那會兒還有售糧機，不過由于粉塵大，電線容易接觸不良，沒用兩年就淘汰了。”

　　在那個年代，國內的各個城市*繁忙*熱鬧的就要數糧店了。張文彥回憶說，每月15號和25號都是糧店*繁忙的日子，根本閑不下來，“15號是開支的日子，25號就要把這個月的定量都要買完，所以這兩天都要排大隊。那會兒，糧店門前排長隊是城市一景。家中有小孩的，往往打發孩子先去排隊，然后，大人再拎著面袋子來替換孩子，買到糧后，再小心翼翼扎緊口袋離去。”

　　由于關系到老百姓的吃，張文彥所在的糧店也成為周邊居民關注的焦點，當時周邊居民沒有不認識張文彥的，都親切地叫他“小張”，“家里孩子多的，糧票真有不夠吃的，我們就盡量通融一些。”1985年，為了讓居民吃得更為舒心，張文彥的糧店內還售賣糧食加工產品，鮮切面、貓耳朵、面疙瘩是店里的招牌產品，“當時糧食機械研究所到我們店內做機器推廣，試驗貓耳朵和面疙瘩模子，這些產品一出來深受好評，周邊的友誼醫院、宣武醫院的都來采購，當時是一斤糧票給一斤二兩面疙瘩，我們當時*生產12袋面的，有600斤，鮮切面也很暢銷，*要生產32袋面的，供不應求。”

　　“現在不用糧票了，物質極大豐富了，不過我們還是應該珍惜糧食，這才對得起改革開放，對得起經濟發展。”張文彥說。

　　再也不用為沒有糧票買不了糧食發愁

　　講述人：白少川 77歲 當年職業：市糧食公司總經理白少川剛參加工作時，被分配到密云石城公社的一家糧店。當時三年自然災害剛過，糧票被人們視為寶貝，缺一斤糧票就要餓*肚子，糧票成了老百姓的命根子。

　　1979年，正值改革開放的初期，白少川被調入北京市糧食公司繼續做糧食供應管理工作。雖說那時糧食的供求矛盾有所緩解，但是老百姓的溫飽問題依然沒有徹底解決，生活仍是低水平的。那時糧店的供應品種少得可憐，只有“兩白一黃”（即白面、大米、棒子面），糧食人叫它“老三樣”，“面粉平時供應的只有標準粉一種，到了春節才每人供應2斤富強粉，讓市民能吃上一頓精制粉的餃子。”

　　白少川回憶，當時大米供應的都是從南方調入的早秈米或晚秈米，北京人管它叫“機米”，蒸出米飯來沒有油性口感粗糙。要想吃北方產的精制的圓粒大米，也要等到春節、國慶節，每年只供應一兩次。香油也只有每年春節每人供應一兩，是照顧市民拌餃子餡兒用的。

　　上世紀9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使我國徹底擺脫貧困，走上了富強的道路，糧食供應走向市場，糧票自然消亡成為歷史的必然。據統計，到1990年底北京全市儲存糧票達3.2億斤，相當于全市居民兩個月的口糧定量，人民生活得到極大改善。

　　1993年，白少川參加了北京市糧價改革工作，市政府決定自1993年5月10日起，北京市糧票停止使用，“這*，全市人民無不歡欣鼓舞，笑逐顏開。從此，老百姓再也不用為沒有糧票買不了糧食發愁了。想吃什么就買什么，想買多少斤就買多少斤。全市1500多家糧店，經過改制，大多數辦成了糧油食品店或糧油食品超市。”經營品種也琳瑯滿目，早已告別了當年的“兩白一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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