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西部*直轄市,重慶集大城市、大農村、大山區、大庫區于一體。2017年,重慶有5個*貧困區縣脫貧摘帽,重慶市的*貧困縣數量由14個減少至9個。但這9個貧困區縣均位于渝東北和渝東南地區,無論是GDP總量還是人均收入,都在重慶38個區縣中排名靠后。重慶應如何打贏脫貧攻堅戰,又有哪些經驗應該汲取?連日來,出席政協重慶市第五屆委員會*次會議的政協委員圍繞扶貧之計、脫貧之路的話題建言獻策。
產業扶貧:培育新農人隊伍
重慶市政協委員、農業技術推廣研究員凌虹說,產業扶貧是持續促進貧困地區經濟增收、貧困人口脫貧的*有效途徑。“鄉村產業興旺首先要解決誰來種地的問題。”
“當前,越來越多青年農民棄農進城,農業從業人員素質低、收入少,鄉村產業發展不平衡、不充分,農產品供需不暢通、不平衡,農產品生產成本偏高、質量安全堪憂。”凌虹說,通過調研發現,潼南柏梓鎮、崇龕鎮的檸檬種植村,武隆長壩鎮村利用冬閑田種植榨菜,都是村干部帶頭,群眾跟著走,干出了大名堂。
基于此,凌虹建議,政府應搭建平臺,吸引和支持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善合作、有情懷的城市優質人群,到農村投資發展,并通過中等職業院校、農民教育培訓體系、新型農民職業培訓項目等,積極培養農業技術實用人才。
此外,凌虹還表示,鄉村產業興旺要多元化生產方式,創新農業社會化服務,可以引入龍頭企業,實行公司+農戶的合作經營模式,由龍頭企業組織生產。
重慶市政協委員、天圣制藥集團總經理李洪告訴記者,作為扶貧集團的成員之一,10余年來我們堅持發展中藥產業,走出一條民營企業特色扶貧之路。尤其是到2017年,隨著國家*扶貧工作的全面推開,天圣制藥集團按照公司提出的“產品帶動產業,產業帶動農業,農業帶動扶貧”的中藥產業扶貧理念,以滿足企業快速增長的中藥材原料需求為基本出發點,采用“公司+專業合作社+農戶”相結合的模式,聚焦重慶渝東北和渝東南5個區縣的深度貧困鄉鎮加大產業扶貧投資力度,多點布局中藥材種植和加工基地,擴大中藥材加工消納能力,鞏固和擴大*扶貧的效果。我們計劃用3年時間新發展中藥材種植基地10余萬畝,新建加工基地5個,帶動3萬戶以上農民增收。
金融扶貧:加大產品創新力度
“金融扶貧的本質在于依托金融要素的注入培育貧困人口的資源配置能力和生產發展能力,形成自我‘造血’功能。”重慶市政協委員、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溫濤說,“重慶通過健全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完善扶貧小額貸款模式、創新金融扶貧主辦行制度等措施,有效發揮金融扶貧功能。但對比廣西田東、安徽金寨、湖南沅陵、福建沙縣等國家農村改革試驗區金融扶貧、農村金融創新試點地區,重慶的金融扶貧仍然存在一些問題。”
農戶抽樣調查數據顯示,在2661戶農戶中,貧困農戶平均獲得正規金融借貸額為2863元,精英農戶(收入前20%的農戶)則高達6936元。
溫濤稱,重慶農村金融扶貧機構主要由商業性金融機構、新型農村金融機構、涉農融資擔保公司等三支力量隊伍組成,而目前這些公司普遍存在較大經營壓力和防風險壓力,金融扶貧服務及產品創新動力不足。
“重慶應加快金融*扶貧機制創新。”溫濤建議,鼓勵金融機構推出貧困戶在創業、教育、醫療、異地搬遷等方面的信貸、保險、擔保、信托等金融產品創新,適應金融扶貧過程中的金融服務需求,健全有問題金融機構的退出機制等宏觀制度建設,并擴大貧困地區金融服務供給的覆蓋面,惠及各類貧困群體。
教育扶貧:開展立體式幫扶
“受制于規劃、土地、資金配套等因素,目前重慶市渝東南少數民族和邊遠貧困地區學前教育發展較為滯后。”重慶市政協委員、秀山縣政府副縣長、九三學社秀山支社主委徐燕認為,重慶市級財政應加大對學前教育經費的投入,尤其是對貧困地區的支持。
“為每一所農村學校打造可持續發展的教師隊伍,是*扶貧生血造血的核心工程。”重慶市政協委員、重慶市人民小學校長楊浪浪也認為,教育扶貧應該從改善農村學校硬件水平、提升文化師資水平與開展立體式幫扶力度三方面著手,變機械的模仿教學為立足生情、基于學情的自主研發、獨立設計;變“1對1”單兵操練,為“1對1”與“1+N”相結合的團隊協作和分層分類、個性化帶教。
楊浪浪說,“未來我們希望看到在教育紐帶牽動下,這種立體扶貧進一步拓展和延伸到實業投資、產業鏈建立等更加深層次的領域,創造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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