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第二次到中國農藥企業走訪。他們跟20年前相比差別很大：所有設備都已經自動化，產品更安全，生產更加重視環境保護，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農藥企業的實驗室和實驗設備已經是世界先進水平。”吉爾吉斯斯坦農業部農藥和植保司司長ZhanybekDerbishaliev說。

　　Zhanybek的評價得到了其他代表的贊同。2月26日至3月3日，“中國—FAO南南合作‘一帶一路’倡議下農藥風險管理研討”能力建設活動在上海舉辦。與Zhanybek同時參加活動的還有來自泰國、柬埔寨、埃及、緬甸、尼日利亞等10個國家的其他代表。這些代表此行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建立“一帶一路”倡議下更加緊密的農藥合作關系，共同分享農藥風險管理技術和經驗。

　　今年是建國70年，也是中國農藥走過風雨歷程的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農藥產業從無到有，到研發創新推進全產業制造，產品從高毒、長殘效轉變為綠色高效、環境友好，貿易從依賴進口到出口量世界*。中國農藥已完成了由追趕到領跑的華麗轉身，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與日俱增。

　　出口遍及五大洲、180多個國家的中國農藥

　　“我們吉爾吉斯坦90%-95%的農藥都是從中國進口的，35家公司向我國出口農藥，出口產品達到1000多種。”

　　“柬埔寨80%的農藥來自中國，進口的種類涵蓋殺蟲劑、殺菌劑、除草劑。”

　　“尼日利亞主要從中國進口農藥制劑，每年進口6萬噸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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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藥風險管理研討會上，一組組數據在10國代表的報告中一一顯示出來，中國農藥的足跡已經遍布“一帶一路”國家。據資料顯示，2018年，中國農藥出口數額80.72億美元，出口數量140.53萬噸。

　　“中國是農藥生產和出口大國，產量的60%左右都用于出口。不只是一帶一路國家，進口中國農藥*多的在美洲，中國農藥*出口大國是美國，其次是巴西。”農業農村部農藥檢定所副所長嚴端祥介紹，目前，中國很多農藥企業采用的工藝、設施設備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出現了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質量管控嚴格，產品性價比高，在國際市場上受到了用戶歡迎。

　　20多年前，浙江新安化工集團就取得了自營進出口權。該集團經歷了歐美市場反傾銷應訴的錘煉，遭遇過發展中國家的匯率風險，始終堅持走終端化道路，努力耕耘自有品牌，牢牢站穩了國際市場。其生產的草甘膦原藥和制劑等，出口到美洲、非洲、澳洲、東歐、東南亞等100多個國家，總出口量達到12萬噸，產品品質獲得國際認可。

　　“集團一直非常注重技術創新，開創了草甘膦綠色生產路線，完成了氯元素循環、磷元素循環等多項技術，實現環保生產的同時也提高了產品競爭力。”集團副總裁兼海外事業部總經理周曙光說。

　　在剛剛結束的第二十屆中國國際農用化學品及植保展覽會（CAC2019）上，潤豐股份再度獲得“2018中國農藥出口前20強”獎項，并繼續榮膺榜首。

　　公司董事王文才回憶，20年前潤豐股份剛成立，跟其他農藥出口企業一樣，主要是給跨國公司提供原料藥。隨著中國化工制造能力的增強，農藥企業出口持續高位增長，同質化競爭激烈，企業面臨著不得不轉型的緊要關頭。2008年，潤豐股份邁出了真正走出去的*步，在阿根廷投資建廠并申請注冊，將產品直接賣給當地經銷商和當地農戶。

　　機會總是青睞那些敢于嘗試的人。經過多年努力，潤豐股份不僅在阿根廷站穩腳跟，并在拉美、亞太、非洲、東歐區域40多個國家設有子公司或代表處，獲得了3000多個藥品注冊。

　　愿與世界共享的中國農藥管理經驗

　　農藥是一種特殊而重要的物資，與農業生產和食品安全休戚相關，世界各國都高度重視，并制定了相應法律條例進行嚴格管理。

　　農藥風險管理研討會上，與會代表共同分享了農藥管理方面的做法和挑戰，特別對高毒高風險農藥的禁限用管控措施、企業登記管理及提高農民安全用藥意識等方面尤為關注。“作為進口國家，我們想得到更多關于中國農藥風險管理方面的政策信息和技術經驗。”泰國農業部高毒農藥管理專家TippawanKerdsiri說道。

　　“經過40多年的努力，中國的農藥管理法規政策、技術、方法等都有很大進步和發展，可以給發展中國家提供很好的借鑒和示范。通過南南合作能力建設活動，可以將中國有益的政策經驗和技術分享給南南合作國家，幫助他們提升農藥管理的能力和水平，促進糧食安全，保護生命健康和生態環境。”聯合國糧農組織植物生產及保護司*項目官員顧寶根指出。

　　發展越快責任越大。2017年6月1日，我國開始執行新的《農藥管理條例》。農業農村部配套推出了六個方面的管理規章，同時制定了相關的產業政策和詳細的登記評審資料要求。

　　“《農藥管理條例》和配套規章的內容可以從一個核心、三個目標和五方面措施來理解。”嚴端祥在會上為各國代表詳細介紹，一個核心就是提高中國農藥的產品質量。三個目標，一個是保證中國及世界上使用中國農藥的180多個國家農業生產對中國農藥產品的需求；第二個是要保證農產品質量安全和農藥施用者的健康安全；第三個目標是*限度地降低農藥對生態環境的損害。五項措施則是提高了農藥登記評審的標準、提高了農藥生產許可的門檻、建立了農藥全周期管理的退出機制、對農藥試驗單位進行認證、加大了對農藥違法行為的打擊力度。

　　近年來，受FAO和中國政府的委托，農業農村部農藥檢定所多次舉辦農藥領域不同專業的培訓班，為20多個國家的農藥管理官員和專家進行了培訓，同時也派出中國專家對10多個國家進行技術指導和經驗交流，還接受了10多個國家農藥技術人員前來藥檢所實驗室交流學習。

　　“各國的農藥管理官員和專家來中國訪問交流，我們會讓他們充分了解中國的法規、政策和管理，還要講解我們的技術、方法和標準，并安排他們赴農藥生產企業和實驗室實地參觀考察，對中國農藥產業全產業鏈發展狀況有一個全面、系統的了解，使之對中國農藥產品充分信賴。”嚴端祥說。

　　打擊農藥非法國際貿易的中國呼吁

　　農藥風險管理研討會上，緬甸農業部植保處副處長KhinKhinMarlarMyint表示：“十年前我們已經列入禁用名單的農藥，現在在作物和農產品上仍然能檢測出來。”她希望利用FAO-中國南南合作項目的契機，借鑒中國等國家的農藥管理經驗，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一道，開展雙邊和多邊的農藥管理技術合作，共同打擊農藥非法貿易。

　　嚴端祥表示，“農藥非法國際貿易確實較為普遍存在，不僅是緬甸，還有泰國、柬埔寨和越南等都存在。如果能夠通過雙邊合作遏制住非法貿易，不僅進口國的用藥安全會得到提升，中國企業的合法利益也會得到保障。”

　　嚴端祥介紹，從1983年開始，我國淘汰高毒高風險農藥的步伐不斷加快，已淘汰43種高毒高風險農藥，限用23種農藥。同時，作為《鹿特丹公約》締約方，我國嚴格履行事先知情同意（PIC）程序，關注公約對農藥品種的管控進展，借鑒公約對農藥風險評估管理技術和經驗，促進了中國農藥行業的產品升級和結構調整。

　　“自2015年起，中國發起的兩減行動在國際上引起了很好的反響，起到了榜樣作用。”顧寶根說，“除了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提高風險防控能力之外，中國還可以發揮更大作用，加強雙邊多邊的進出口監管合作，減少非法貿易，確保產品質量。”

　　今年1月，第三屆中國—埃及農藥管理技術交流會在北京舉辦。中埃雙方就農藥登記管理政策法規體系、農藥進出口管理等重點議題進行了交流。“我認為中埃應該在共同打擊非法貿易上通力合作，可以通過在產品包裝上印制可追溯的二維碼，以及其他更先進的技術手段來阻止非法貿易。同時，埃及還要求想注冊的企業郵寄產品樣品，經過兩個季節的實地檢測來鑒定藥品效力和影響。”埃及農業部農藥檢測中心首席研究員FaragMahmoudMohamedHalhat說。

　　“FAO呼吁貿易各方承擔相應責任，積極融入FAO和WHO（世界衛生組織）牽頭的國際農藥管理框架之內，共同貫徹國際公約，推進農藥減量和風險防范。”顧寶根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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